传统的回归，就在自然而然的社会变迁里发生了。

“如果不经过艺术或文学的描述，我们可能对自己所处的生活一无所知。”

这句话出自贾樟柯的纪录片《无用》，影片讲述了机械化服装生产的背景下，一个叫马可的设计师不满于市场的千篇一律，带着手工制衣的理想，开始创建个人品牌的故事。“我觉得手工的东西传递的是一种情感。一针一线感情的投入，和大工业流水线上的作业是完全不一样的。”镜头里，年轻的设计师一字一顿地说。

而镜头一转，在马可采风的山西农村，却是工业化生产冲击下，手工制衣行业的窘况。镇上的裁缝改行进了煤矿。他算了笔账：自己做一件西服的成本在40元左右，而在县城买一件工厂生产的西装，只要30元，这件事促使他反思这个行业的价值。

在高效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传统的手工制衣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未来的它，是否只能安放于博物馆或是艺术家侃侃而谈的理想中？对于这些问题，电影并没有给出答案。

摩梭非遗博物馆里的织布机。

如果说，影片中设计师追求手工制衣的理念是一种艺术化的尝试，那么在今天的乡土大地上，有另一批人也做出了另外一种尝试——经过了艺术或文化的描述，在世俗生活里创造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让市场多一种选择，也让制衣者生活得更好。

他们有的是非遗传承人，有的是艺术家，更多的只是普通的农村妇女。走近这些人，听到他们的往事，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传统并未走远。它以一种更加艺术化的方式传承下来，书写着古老又新鲜的故事。

摩梭人

1964年出生的阿七独支玛，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是宁蒗县永宁乡温泉村里第一个初中毕业的女性。

见到独支玛是两周前，“今天晚上你们在这里住，晚上用火塘给你们烧烤。”眼前的妇女眼神明亮、清瘦干练，有着高原赋予的黝黑肤色，是那种典型的“摩梭阿妈”。与众不同的是，虽然年近六十，她却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阿七，是家族的姓。据《元史·地理志》记载，摩梭人在永宁定居有1500多年。这个世世代代以种地、放牧、织布为生的民族，至今还保留着人类最后的母系文化。摩梭女人勤劳能干的声名由来已久，独支玛就是如此。“平时我都在这里，干活、织布，给妇女做纺织培训，每天停不下来。”

温泉村的妇女用传统手工方式织布作业。

摩梭女性自古就有纺织传统。“以前的女人基本上手都是不停的，走路也在捻线。全家的衣服都要母亲来做。”她说，“如果做得不精细，老大穿完再给老二穿的时候，就破掉了。”在她的记忆里，织布裁衣的手艺，是摩梭女人代代相传的，“母亲和姥姥怎么学，我就和母亲怎么学。”

在没有棉线以前，摩梭人就地取材，用山上的麻和火草捻线做衣服。独支玛告诉我，她小时候穿的麻衣，要经过晒干、泡水、去皮、绕线、水煮等十道工序，做一件衣服耗时几天。直到后来逐渐通车通商，当地人才用上更加轻便暖和的棉毛衣料。

在村里，独支玛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动手能力，做东西学得快，做得也精巧。20世纪90年代后，泸沽湖一带开始有了背包客，很多人看到她用麻线做的包袋、饰物都非常喜欢，就经常有人买来当纪念品。

2001年，几个日本学者跟随昆明的高校老师来做田野调查，几个人一眼便看中了她做的麻制衣服。“当时他们说，像这种手工做的麻衣，在别的地方已经很难找到了。”

询问一番之后，学者便跟她沟通，想买回去收藏。问到价格，独支玛说，你看着办吧。“他们问我，做这个东西需要的时间和人力是多少，大概估算了一下。最后给了价格，一套女士的上衣下裙3800元，一套男士的上衣下裤1000多元。”在当时，几千元不是个小数目。她说，那个时候心里高兴坏了，没想到可以值这么多钱。

从那以后，年轻的独支玛忽然有了一种自信，原来以外人的眼光来看，摩梭人传统的衣饰和手工艺品是独特而珍贵的。那时候，她正在温泉村任职村委会主任，就利用下乡的时间从附近村民手中收集一些麻线，“一有时间就赶紧做。”

2000年以后，来丽江古城和泸沽湖的游客越来越多，“好多人来了就说，我们来看了泸沽湖，吃了土鸡，喝了当地的酒，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带回去。”但只要看到了阿七家的手工艺品，不少游客就会兴奋地买上许多。“一个人买五六个的都有，回去带给亲人朋友。”

那个时候，来丽江古城的游客几乎人手一件摩梭手工披肩。2010年前后，独支玛和丈夫周五去丽江市区买上四五百斤的棉线，周末发给妇女们做，等到下个周五，她就把做好的成品卖给古城里的商户，再买棉线回来。温泉村距离丽江市区200多公里，每周跑一趟，可以赚五六千元不等。当时有大概68户、168名绣娘参与纺织，“妇女们都争着学织这种披肩，积极性很高。”

手工披肩

独支玛的儿子尼玛次尔告诉我，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和弟弟的学杂费都是出自母亲卖手工制品赚的钱。虽然独支玛的初衷也是为了补贴家用，但随着市场的繁荣，她就想着要带周边会纺织的妇女一起做。

阿七独支玛（右）教摩梭妇女纺织方法。

摩梭人的家族集体意识强，“谁家看不起病，谁家小孩没钱交学费了，不可能看着她们不管。”独支玛也会把到手的货款先发给急需用钱的妇女，剩下的等下一批再发。而手工纺织的兴起，也让当地许多家庭发生了改变。“以前身上连5毛钱都没有的摩梭妇女，也能成为家庭经济支柱，供孩子读完高中或者上大学，生病了也有钱看病……”

就这样做了一年左右，事情开始不对劲。她们发现，丽江古城里又出现了很多外地机器纺织的披肩，挂着摩梭手工披肩的牌子在售卖。“一般两米长，60公分宽的披肩，我们灵巧的妇女一天能织两条，很多不熟练的，一天可能也就织成一条。机器一天就能做几百条。”她说，当时手工披肩价格最低要保证在五六十元，而机织的披肩可以卖到100元四条。不仅价格一压再压，商铺老板在进货的时候，也会对手工披肩格外挑剔，比如宽度长度一定要达到多少标准才收。到了最后，几乎所有商铺都不再收购手工披肩了。

看着库存在一天天积压，给妇女们的工钱却发不出来，在最困难的那段时间里，独支玛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个平日里坚强乐观的女人，心急的时候也会一个人擦眼泪。“如果我是一个大老板，她们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经过这件事，独支玛开始反思，为什么妇女们的手工披肩这么容易被替代？什么东西又是机器仿制做不到的？一番思索后，她把焦点放在了纹样上。

摩梭人属纳西族的一支，有自己的语言。虽然文字早已失传，但他们有属于自己民族的符号图案。独支玛拿出一张照片，“你看，这是我们从五六十种传统图案里选出的12个，都是与摩梭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她一行行指给我看，大雁、树枝、豆腐块、梯田、格桑花……每一个图案都有独特的涵义和传说，仿佛一组独属于摩梭人的基因密码。

从那以后，独支玛和儿子一起，把这12个图案设计在了披肩上，并且把每个图案都注册了著作版权。大学学经济管理专业的尼玛次尔把母亲的名字注册为品牌，不再主攻实体店销售，而是开通线上渠道，拉来了一些企业订单。而这些真正被摩梭文化吸引来的消费者，被尼玛次尔称为“第二市场”。

新旧两代思想碰撞，母子俩经常为了理念不同吵架。比如，儿子看不惯母亲粗放的经营方式，不符合现代商业高效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而对于儿子走品牌化路线，做包装礼盒销售的想法，母亲也认为“行不通”。在尼玛次尔看来，摩梭手工纺织与现代商业体系接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近几年，独支玛的想法也在改变。有一次，一个非遗文化传承相关专业的外地研究生来阿七家做考察，用摩梭传统纺织的方式做了一件电脑包，她眼前一亮，马上感应到，这就是自己应该做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而这种“转化”的能力，独支玛知道自己并不具备。“我们这里不缺能纺织的阿妈，就是缺少能帮我们做出产品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她说。

艺术家

如何用艺术解决贫穷，给予手工制作者更好的生活，这是艺术家文芳一直思考的事。

文芳1976年出生，北京人，学生时代留学法国，就读于巴黎路易·卢米埃尔国立高等艺术学院摄影系。“共和国民工俑”是她早期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300块附着图象的水泥砖整齐排列，每块砖上都印画着一张农民工的笑脸。

“我父亲以前是工程兵，所以我从小就对农民工这个群体感到亲切。”她说，“不管生活多苦，他们脸上老是有那种明媚的笑容，我就被他们这种乐观打动。”从那以后，经常有媒体称她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但每次听到类似的说法，文芳都觉得“很尴尬”，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为这些人做什么。

“在很多人的心里，当代艺术做的更多的是批判或表达，并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我的想法并不是这样。”文芳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因为没交上两块五的补习费，她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两年。直到后来“用艺术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之后，她开始思考，为什么不能用当代艺术的方式，为同样生活在底层的人做些什么？

2009年，文芳接触到了一个法国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艾兰在一次宁夏西海固考察时，发现当地妇女会用手工制作一种鞋垫。“就是颜色特别艳丽，甚至有点怯的那种传统北方刺绣。”文芳说，起初艾兰想把这种中国的传统鞋垫卖到法国去，帮助这些妇女改善生活，“但是一来，法国人不用鞋垫，二来，这样的项目也没有可持续性，可能人家因为你的热情买一两双就完了，不可能做长。所以她们就找到了我。”

第一次来西海固是临近春节，文芳和项目组的人要和妇女们集中到镇上开个会。西北的冬季，寒风凛冽刺骨，正当她和几个当地妇女挤在一辆拖拉机上瑟瑟发抖时，文芳发现，坐在自己对面的一个女人穿的鞋子还是夏天的单鞋。“她忽然意识到，原来贫穷也是分等级的，自己小时候会因为贫穷买不起糖吃，而这里的人会因贫穷而穿不起棉鞋。

当时，这种传统刺绣的手艺在当地发展并不理想，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学。但文芳很快就意识到了它的特别之处：“这种非生产线上的手工作品最美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独一无二，每一个都是不可复制的。”她说，“这一点在我上学的欧洲艺术圈里是很被推崇的。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用当代艺术的方式，把她们的东西变成一种价值相对较高的艺术作品或者产品。”

开春以后，文芳带着材料回到了这个小镇上，租了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与16个当地妇女一起做起了艺术创作。从2009到2011年，她们完成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家》《我们》等19件极具风格的作品，融合了拼贴、刺绣等多种手工技艺，并将这些作品成功推向了艺术市场，举办了《心旅如织》《天堂》《一线之革》三次展览，获得了法国迪奥品牌的赞助和支持。

在这场合作里，文芳说，自己的角色更像是一座“桥梁”，“把传统的东西往艺术的方向转化，需要一个巧劲儿。”

“花环”是她们的第一批作品之一——用几十双不同图案的纯手工白色绣花鞋垫组成花环的形状，同样的形态做了绿色、黑色和白色三种颜色。“鞋垫这种藏于亲人、爱人脚下的民间工艺品蕴含西北妇女含蓄和细腻的感情。穿着这些鞋垫的爱人们大都在外面打工。”她说，“白色让人想到婚礼，黑色是葬礼。但愿在未来的岁月里，她们和爱人可以不再两地分居，可以生死相依。”

在西海固的日子里，文芳亲眼目睹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质资源的匮乏，同时也被当地人对生活物品的爱惜所打动，因而创作了刺绣作品“一次”，用素描的方式绣出一组一次性物品，“希望这一针一线能让我们这些城里人重新去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

除了给妇女们的工资外，她将作品在画廊中展出和销售所得利润的一半返还给这些手工艺者。“我觉得这样才算真的公平，也是我做这件事的初心所在。”

妇女

在最开始的几个展览里，作为艺术家的文芳面临一个问题，“你做这个东西到底是要求艺术性还是要好卖？”她说，“如果好卖，那么作品不能太大，要有装饰性，适合放在家里，同时最好方便清理。以前我们有些作品确实艺术性很强，也很打动人，但更适合美术馆去收藏。这是两种标准。”

没有过多的纠结和犹豫，文芳和妇女们很快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这个东西只要能赚到钱，艺术性先往后靠。”直到第二三年，展览和作品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资金，她们才开始转向更具有观念性和艺术性的创作。

最开始，文芳把这个项目叫做“艺术扶贫”。“作为一个社会阅历尚浅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我当时觉得自己做的事儿就是在做扶贫。”但是三年过去，文芳自己终止了这种提法，“在这些妇女身上，我感受到自己并不是作为一个施救者，反而从她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项目靠近尾声的时候，文芳跟妇女们说，现在挣到钱了，你们还有什么愿望吗？“她们都说，想来北京旅游。”

在随后的2011年和2012年，文芳带着所有参与项目的绣娘两次来到北京，她们作为艺术家参加了草场地展览的开幕式，在北京国际设计周上，作为手艺传承人和北京市民交流。“我们一块唱卡拉OK，感受城市是怎么样的，去她们想去的各种地方看一看。”

文芳与西海固妇女创作的艺术品“第二性”。

这段时间里，文芳和妇女们创作了另一件特殊的作品，叫做“第二性”——用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著作《第二性》的中文版图书作为材料，妇女们用纳鞋底的方法把传统的图案绣在书页上。乌龟、祥云、树叶、鱼，“白线纳白书，整整60本，特别壮观。”

在这个过程里，文芳跟她们讨论近代西方的女性主义，谈起波伏娃和萨特，妇女们给她讲自己的生育经历，聊起她们把炒热的黄土垫在身体下边生孩子；说到妇女们的家长里短，文芳听得津津有味，提到当下社会的一些新鲜事儿，妇女们也能聊上许多。

“我们的沟通没有一点儿障碍，她们不仅能理解还有幽默感，我们大家一起开玩笑可有意思了。”她说，“而且她们说到自己的时候，也并不觉得很苦，你就感到她们活得挺乐观、挺幸福。”文芳认为这个过程特别有意义。

文芳感叹于西海固妇女的智慧和生命力。有一次，一个刺绣合作社的大姐邀请她去家里看电视。“她问我，你知道我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吗？我说什么节目呢。她说，是央视10套的考古节目。她就觉得把地底下古老的东西挖出来研究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她就爱这个事儿。但其实她小学都没有毕业。”文芳说，“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思想和财富、学历往往是不成正比的。”

在艺术界，许多人把文芳的艺术实践定义为“社会参与式艺术”，在参与式艺术里，艺术家的角色淡去，让位给艺术参与者，这也是她一直以来的理念。有些人这样评价她：文芳的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并非本位。艺术只是工具，“借由艺术，照见彼此的多元”。

西海固的三年里，文芳结识了很多这样的农村妇女，有一些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直到现在还在联系”。当年那个穿着单鞋的妇女，后来送给文芳一双自己亲手做的鞋，鞋底的刺绣繁复而精美，“这是她一针一线做的，花了几个月。现在就摆放在我的家里。”

婚服

两天前，尼玛次尔刚刚参加一个云南大学组织的乡土影像论坛，用影像和音频记录濒临消失的摩梭口传文化，这是他近几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摩梭人有自己的“达巴”，也就是口传文化的传承人，像婚丧嫁娶、成人礼、祭祖这样的重要场合，都要请“达巴”来诵经，“包括我们民族创世纪的神话故事，民间的仪式仪轨，都在这些老人的脑海里。”尼玛次尔告诉我，有段时间，他忽然发现，周围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了，如果他们相继去世，这套口传语言系统也将彻底消失。

从2018年开始，尼玛次尔开始走访金沙江附近的摩梭村落，用镜头记录下这些老人讲述的内容，回来再整理学习。“摩梭是一个非常小的民族，在我们这个镇只有7000人，整个宁蒗县也只有差不多1.5万人。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至今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传统，这在全国范围来看，都是比较独特的一种文化。”他说，“但是如果现在不做这些事的话，我们的文化就会肉眼可见地消失。”

对于文化传承的问题，文芳也有自己的观点：“抢救与传承，最好是文化发源地之内的人去做，他们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最了解，能够长期扎根在当地。”她说，“当然，还要懂一些市场和商业规则，能够与外界沟通对话。”

除了专攻影像学，准备裁缝技师证书的考试，也是尼玛次尔这几年忙碌的事。在考试的几种专业方向里，他专攻的是制版师。“等考下来，我就可以把母亲那边做纺织的妇女叫过来，培训她们做缝纫工，给我们的传统服装打版。”他说，“这样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多样化，不只是会做披肩了。”

近几年，独支玛发现了一个现象，周围有些准备结婚的摩梭姑娘，开始找她做摩梭的传统服装作为婚服。“主要是本地人，外地嫁过来的也有。”她告诉我，摩梭人没有结婚仪式，只有订婚的时候，新郎家会给新娘买一身新衣服。以前基本上都是男方家买什么，新娘就穿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了，有些女孩就会说，我结婚一定要穿一身红色的，有些要求裙子是白色，上衣和腰带是红色。因为摩梭的传统服装有些是比较鲜艳的，看着就会喜庆。”

传统的回归，就在自然而然的社会变迁里发生了。

离开泸沽湖的当晚，我忍不住在景区的一家小店里，买了一条红色的手工披肩。拍了照片分享给云南当地的一个朋友。他说，“有钱人，在景区买披肩。”我马上接了一句，“是手工做的那种，摩梭族传统披肩哦。”

朋友回我：“那不错，有摩梭族母亲的爱。”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