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感谢那段下乡演出的时光，

它给了我走进农村、走近群众的机会。

那段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舞台经验，

也帮助我练就了较强的抗压能力，

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我。

麦田、猪草和胡琴

我对家乡的记忆里，一直有一片麦田，那是从儿时便刻下的。

炎炎夏日，麦田一望无际，远看如油画般赏心悦目，金色的麦穗随风摇曳，波光粼粼间仿佛是大地上的海洋。麦收于农民而言，是喜悦伴随着辛苦，对于儿时的我来说却是有趣且难忘的。

每逢麦收时节，我们一群小孩儿便随着大人去麦场上凑热闹。大人们在田里紧锣密鼓地忙活着，我们则迎着热浪，在麦场里疯跑着、玩闹着，全然不顾脸被太阳晒得通红。麦子的香气与奔跑后流下的汗液的味道夹杂在一起，肆意玩闹后的快乐成为我对丰收季节最深刻的印象。

儿时虽身处农村，可我并没有干过太重的农活，也没有吃过太多的苦。除了在麦收时帮着大人拾麦穗，最常干的活便是拔猪草了。那时候学校的功课并不多，一放学我便跟着大姐和二姐去田里拔草，每天要装满一小拉车才回家吃饭。把草晒干后送到干草收购站，一斤干草差不多能卖个三分钱。

11岁那年，我便离家去河北省艺校学戏去了。河北省艺术学校在石家庄市，离我的家乡获鹿县上庄镇并不远，虽然每逢假期我也会回家探望，但我对获鹿县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相比去获鹿县城，从我们村到石家庄市区反而更方便些，因此，小时候我很少去县里。后来，获鹿县被并到石家庄市，成为石家庄市鹿泉区。

我虽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但因为离家太早，工作后又历经多地辗转少有机会回家，家乡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了模糊的片段。除了麦田与猪草，便是父亲的胡琴一直作为我对家乡的记忆陪伴着我。

现在想来，我小时候没受过太多苦与父亲的职业有很大的关系，而我对京剧的兴趣也是通过父亲建立起来的。

父亲早年跟随他的师父学习京剧配乐，父亲心灵手巧，不仅会演奏京剧器乐，还会制作京胡、月琴等乐器。在那个以务农为主的年代，我们家几代人都是农民，而父亲却是个例外。那时，父亲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户口在石家庄市的人，因为精通京剧文场所需的京胡及月琴的演奏，父亲在当时的石家庄地区京剧团找到了工作，成为剧团里的演奏员。

父亲在外工作，照顾家庭的重任便落在了母亲身上。那时，我的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都还小，所以并没有分家，母亲除了要照顾我们姐弟四人外，还要承担起全家的生活起居。上有公婆，下有弟妹，作为家中唯一的劳力，母亲出一天工只能赚得八个工分，这显然不够一大家子的粮食。在那个农民挣钱实属不易的年代，幸而有父亲的工资才使得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过窘迫。

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结束了随剧团到处奔波的日子，在石家庄市的地区戏校做了老师，我也变成父亲众多学生中的一员。准确来讲，我们姐弟四人都是父亲的学生。父亲很喜欢孩子，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反而对我们姐妹三个尤为重视。

因为父亲在剧团的缘故，儿时我们总也有机会混进剧场里听戏，潜移默化间便对京剧产生了兴趣，父亲自然也愿意教我们。我八岁时，就开始跟着父亲学戏了。

我们姐弟四人，最后走上京剧这条专业道路的只有我自己。我的童年是在父亲的胡琴声中度过的，是在京剧的氛围中被熏陶过来的。缘分很奇妙，而我与京剧的缘分就好似与生俱来的一样。

“自讨苦吃”的学戏之路

如今回想起自己在河北省艺术学校学戏的经历，我真的觉得并不艰苦。一说起学戏，大家可能会受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觉得我们平时练功会像《霸王别姬》里面演的那样，犯了错就要挨打。早些年间戏班里的孩子们确实很苦，那时候有个说法叫“打通堂”，一个孩子犯错，整个戏班的孩子都要受惩罚。但在我学戏的时候，这种体罚的机制早就不存在了。

在我看来，严厉的老师往往也是负责任的老师。刚开始练功时要从最基本的压腿、踢腿、拿顶、下腰开始，逐渐掌握了这些之后，老师就会教我们翻身、串翻身、小蹦子、大蹦子，以及毯子功前桥、后桥、扑虎、倒吃虎……在练习侧手翻、台蛮等一些有难度的动作时，为了能够达到必要的速度，老师会拿着藤棍助力我们腿起腿落的节奏。如果我们偷懒不用力，棍子就会落在我们腿上，如果速度够快，我们就躲过了棍子，天长日久我们就会越来越好。老师并不是有意要打我们，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刺激我们加快练习的速度。

我一直觉得在河北省艺校学戏的时候是十分幸运的。一来是当时河北省艺术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二是在经历了十年样板戏之后传统戏开放，我们那一班从进入学校就开始学习传统戏，这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到现在都能清楚地记得河北省艺术学校那八间宽敞明亮的排练厅。每个排练厅都有一整面墙那么大的镜子，室内空间很大，从头到尾能有二十米左右，同时供十几个学生练功并不拥挤。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个剧场，为在校学生提供了彩排和实习演出的场地。这种环境在当时国内的艺术院校里，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了。

1996年，随河北省京剧院“送戏下乡”演出受到基层欢迎，张慧芳（右）代表演出人员接受致谢锦旗。

学校不光提供住宿，还会发给我们饭票。一开始是每个月十八块钱，后来有了奖励机制，但凡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每月能拿到二十四块钱的饭票。这二十四块钱就是全额的了，也是为了激励我们好好练功想出来的办法。我那时候很刻苦，所以总是能拿到全额饭票。

在那个年代，一个月二十四块钱的饭票绝对是绰绰有余的。如果是节俭一点的孩子，一个月能省下来一大半。我们学校是禁止学生拿饭票换现金的，但是有的学校就没有这规定。我大姐当时考上了石家庄市的地区戏校，他们学校每个月给的饭票不如我们学校给得多，但并不限制用饭票换现金的行为，大姐很节俭，愣是用饭票攒下一辆自行车的钱。

我那个时候年纪小，一点也没有节俭的意识，每个月都能如数把饭票花完。于我而言，在学校吃饭就等于是改善伙食了，倒不是说在家里的时候吃不饱，只是小孩子都比较馋，总想着能吃点好的。

彼时农村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我记得每逢吃饭时，母亲总会让我们姐弟四人先吃半个玉米面做的粗粮饼子，吃完饼子才允许吃馒头。小孩儿的胃口小，吃完半个粗粮饼子后便撑得吃不下其他东西，于是珍贵的白面馒头便可以留到下一顿再吃。相比之下，学校的伙食不仅好吃，而且还有自由支配饭票的权力。除此之外，我们彩排之后还有免费的夜宵，每个学生有一碗牛奶和四个小面包。

对于好不容易走出农村的孩子来说，学戏的苦根本就不算苦。我一直都觉得农村出来的孩子更能吃苦耐劳一些，这是个普遍现象。在面对压力时，农村的孩子抗压能力更强，也更有韧性。

“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这是我学戏时老师经常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导向。当时我们十二个女生一个宿舍，宿舍里年龄稍大一点的女孩特别勤奋，很多时候我们早上还睡着，人家就已经跑到排练室里练功去了。我们这些小不点们一看这情况，也在被窝里躺不住了，都爬起来去练功、吊嗓子。那时候都是自己主动去练功，生怕落在别人后面。

对于学戏的孩子来说，“自讨苦吃”是家常便饭，自然也就不觉得眼前的苦是苦了。

从北到南再向北，辗转只缘守初心

京剧为什么能够成为国粹？在我看来，是京剧形成之初历代艺人付出了他们的才华和心血，后来京剧进入宫廷后得到一些贵族、文人的喜爱和加持，其文本和表演不断完善，舞台呈现更臻于精美。京剧艺人不断将其与其他地方剧种融合吸收，汲取了一大部分昆曲的优秀剧目。直到四大须生、四大名旦盛行之时，京剧的表演、唱腔、乐队、音乐、服装、化妆、舞美、道具都发展到一定高度，成为中国戏曲中最灿烂夺目的一支。京剧是中国戏曲集大成者，它是雅俗共赏的，在它最鼎盛的时期，上至达官贵族、文人雅士，下到平民百姓、走卒商贩，无不有众多喜爱者。

京剧与老百姓之间是双向奔赴的，这是我下乡演出时的亲身体会。

在那时，演出大多集中在正月，我随剧团春节前后出发，基本上等天气热了才能回来。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乡亲们对京剧的需求是很大的，而这也成为我下乡演出最频繁的时候。

现在再提及当时下乡演出的经历，我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因为那种经历可能再也不会重现了。那时候我们一天最少两场戏，赶上春节的时候，一天要演三场，山东、河北、河南到处跑，一个地方要待上五六天。但是现在，我们顶多就是在北京的各个区演出，很少再下乡了。有时候剧团会去上海、武汉、南京这种大城市，但大多只有一两场演出。我心里总盼着能多有几场，毕竟一个剧团大几十人千里迢迢地奔波过去，只演一两场戏确实有些可惜。但我也清楚，像20世纪80年代下乡演出时一走好几个月的那种情况是很难再现了。

当时的农村是没有剧场的，都是一些露天的野台子，冬天天气冷，后台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们化妆用的油彩都被冻得梆硬，根本没办法往脸上画。大家用铁炉子烧一壶开水，把油彩放在炉台上烤一烤，就这样坚持着演出。为了保暖，我会在戏服里先穿一件薄毛衣，再套上母亲给我做的薄一点的棉坎肩，即便是这样也挡不住冬日里的寒风，一场戏演下来手脚总是冰凉的。在那时，下乡演出的条件确实是非常艰苦的。

1999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辗转。在几个朋友的举荐下，我和我爱人一同考取了湖北省京剧院。我唱旦角，他唱武生。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湖北。20世纪60年代时，父亲因工作原因曾调去过湖北省孝感县（现湖北省孝感市）京剧团。彼时我与弟弟尚未到上学的年纪，赶上不是农忙的时候，母亲便带着我和弟弟去湖北看望父亲。那时候孝感县京剧团的演出十分频繁，演的都是样板戏和一些现代戏。我带着弟弟天天往剧场里头钻，那时孝感县大概就那么一个礼堂，白天放电影，晚上就演京剧。我和弟弟经常窝在里面看电影、看戏，人家演几场我们就看几场，可以说在湖北孝感时期是我受京剧熏陶最早也最多的时候。

时隔近三十年，我再次来到湖北，心境却与儿时大不相同了。儿时只当京剧是个兴趣，而现在我想要的是在专业上有更多的提升。

当时湖北省京剧院的老院长以及剧院的一些老师们求贤若渴，觉得我们夫妇专业条件都非常好，对我们的专业十分看重。他们嘱咐我放宽心，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尽管向他们提。湖北的冬天是很冷的，又不像北方一样在室内有暖气，剧院的排练厅因为没有玻璃的缘故时常透风。这些我都不怕，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不管是学习深造还是去参加一些全国性的比赛，我只想在专业上能够取得进步。

一进剧院，我就有幸参与了剧目《膏药章》的排练，并凭借这出戏在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中荣获优秀表演奖。同年，我又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电视大赛”中拿到了优秀表演奖。紧接着第二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湖北五一劳动奖章等一系列的荣誉也纷至沓来，那个时期就是这样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的。可以说，在湖北省京剧院的十二年，是我的京剧演艺生涯里收获颇多、进步最快的时期。

张慧芳演出剧照。

原以为我这辈子就是在湖北踏踏实实待着了，直到在北京京剧院的杜镇杰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慧芳，要不你来北京吧，咱俩搭档着唱戏。”说实话，在这之前我压根没想过要来北京。一方面是我那时已经快四十岁了，拖家带口折腾起来很费劲，另一方面我深知去北京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在我调动工作最艰难的时候，一位朋友曾跟我说，“慧芳，你想来北京就得‘躺着’进来，一切从零开始，你的一切姿态都得放到最低。”我非常感激那位朋友的话，我本不是一个将名利看得很重的人，那个时期获得的荣誉称号、奖项于我而言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和鼓励，在舞台上艺术能不断进步、可以向更多老师学习、得到更多观众的认可才是我的心之所向。及时地调整心态，把一切归零，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

去不去北京这件事，我纠结了许久。我深知眼前的困难，但又摆脱不了北京带给我的诱惑。在此之前，我曾两次赴中国戏曲学院进修，就京剧来说，北京的确有更雄厚的师资，有更广阔的舞台，在那里我学习到了更为丰富的知识，见识也随之增长了不少。这对于一个京剧演员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抱着一切归零、一切重新开始的态度，我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二次辗转。上一次是从北到南，这一次则是一路北上。

双向奔赴后，难忘是“磨炼”

最近这几年，我已经很少下乡演出了，但我依然默默关注着农村地区人们对欣赏京剧的需求。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足不出户看京剧”成为现实，只要在各个软件上输入关键词，就可以轻松地看到自己喜欢的剧目。人们的需求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因此观看京剧的形式也可以是多样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剧场。

一直以来人们会进入一个误区，觉得只有一些大城市会对京剧有需求，从而忽视了在中小城市以及县乡级城镇进行京剧推广，而这些地方恰恰是最具市场潜力的。正因如此，京剧的宣传是不完整的，推广环节显然在农村地区有了缺失。很多京剧演出到了市区便就此止步，因为缺少沟通的桥梁，农村地区的京剧需求以及演出所需的场地实况并没有被摸清。

剧场被闲置，就等于将剧场的生命完全浪费掉了，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特别可惜。其实一场京剧演出对舞台的要求并不太高，我们在乡间的野台子上可以演，在老旧的剧场就更可以演了。有些地方没有剧场，只要将废弃的老式电影院简单打理，座位翻新，舞台上留出能放照明灯的位置，服装、道具我们都可以自己带过去，演出照样可以进行。

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走进剧场欣赏京剧演出的。在北京京剧院的支持下，我和杜镇杰办了一个工作室，并启动了“寻梦·承泽”项目，旨在挖掘上演传统骨子老戏，“寻民族艺术复兴之梦，承先贤之泽”。这个项目成立至今已经十年了，每年除了有十余场的演出外，我们还会举办线下的交流会，在宣传“寻梦·承泽”项目的同时，还会传授给观众鉴赏京剧的方法。

令我惊喜的是，其中不乏年轻的观众群体，他们很多都是来自高校的学生。每当我们演出结束后，他们都跑到后台不肯走，一定要等我们卸完妆要到签名或者合影留念，在他们身上我能够感受到对京剧的那种喜爱。有时候我会和他们聊天，一些学生告诉我，他身边的人在他的影响下也相继入了京剧的“坑”。其实想来所谓的宣传推广，不就是靠着一传十、十传百地相互影响吗？一个人不了解京剧，如果没有身边人的影响，他可能一辈子都不想走进剧场。可但凡他有个机会走进剧场，听了一场戏，或许就能够激起他的兴趣。人一旦有了兴趣，就会不断地往深处挖掘。

2023年，张慧芳在“京剧进校园”活动中进行表演。

这几年，我能明显感觉到京剧演出的热度在上升，走进剧场看戏的年轻人也多了，这与前几年“国粹艺术进课堂”的政策引领是分不开的。在小学开设京剧欣赏课，能够让小朋友了解到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让孩子逐步对京剧产生兴趣，进而希望走进剧场去欣赏整出的大戏。不少学校积极地将京剧引入校园，并在课后的延时班里开设京剧兴趣班。我爱人来到北京后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做老师，每周他都会去小学上课，有时还会组织学生们排练剧目片段。

儿时学戏时便与京剧为伴，不知不觉间已过去半生，静下来时，我会回味自己与京剧携手走过的那些路，从河北到湖北，从湖北到北京，每个时期都有收获。河北省艺校学戏时是青涩，湖北省京剧院时多是成长，如今在北京京剧院是提升。但最为难忘的莫过于在河北省京剧院的时候，我把它称为“磨炼”。

我永远感谢那段下乡演出的时光，它给了我走进农村、走近群众的机会，这也成为我如今始终关注乡村文化振兴、心系京剧在农村地区发展的原因。那段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舞台经验，也帮助我练就了较强的抗压能力，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我。下乡演出时，无论是演主角或配角，无论台下的观众有多少，我都用心对待。在观众给予我较高的期待值后，我能够将压力转化为动力，认真对待每一个舞台，认真完成每一场演出。

京剧于我，是爱好、是事业，亦是生活。它早已成为我灵魂中的一部分，与我形影不离。

作者：张慧芳 口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克 桑妍 整理

张慧芳个人照。

张慧芳，1968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获鹿县上庄村，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校京剧科，中国戏曲学院第三届中国京剧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国家一级演员，现任北京市海淀区戏曲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擅演《宇宙锋》《生死恨》《凤还巢》《玉堂春》《白蛇传》《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谢瑶环》《四郎探母》《红鬃烈马》《桑园会》《三娘教子》《奇双会》《金山寺·断桥·雷峰塔》《秦香莲》《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等剧目。曾荣获第二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五届CCTV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第三届和第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表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