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农业伦理学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兰州大学农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农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农业伦理学属于哲学领域应用伦理学范畴，是统领人的思想认识的学科，研究的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因此公众要有一定的农业伦理认知。

主持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焦宏　赵宇恒

农业伦理学是研究农业行为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生存环境发生的多维结构、功能关联的道德认知，进而探索农业行为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这两类生态系统的道德关联的科学。建设时代性的农业伦理观，可以从源头上破解“三农”问题，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需要。

上期《对话》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伦理学开创者任继周对中国农业伦理学的框架、特点及方法论等理论内涵进行深入阐释，让我们对这个新兴学科有了初步了解。农业伦理学有哪些应用场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伦理学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提升农业伦理的自觉性，以应对当下“三农”领域的发展与变革？本期《对话》邀请董世魁、李建军、张言亮、姜萍等四位专家学者，从应用角度继续围绕农业伦理学展开交流。

农业伦理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主持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重要特征，应该如何从农业伦理层面理解其中的价值理念？

李建军：农业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事关人类的健康、幸福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农业生产和创新实践常常会面临诸多规范性问题和价值冲突。比如粮食增产和食品安全、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孰轻孰重等问题，解决这些规范性问题和价值冲突首先需要明确基本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准则。“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根本遵循和价值理念，事实上也是农业伦理的核心价值原则和道德追求，其要求我们在以现代农业创新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进程中将公平正义、敬畏自然和保护自然以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等价值指向作为政策设计和项目决策的优先项，而不应仅仅单纯地考虑经济效益和技术效率。

董世魁：任继周先生提出，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生态文明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中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以草地畜牧业为例，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有着深刻的生态意蕴。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来看，生态畜牧业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矛盾、助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再比如山地林业多元化营林模式和林下种植模式，充分体现了基于“适地适树、适地适草”的伦理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新时代，要充分认识农业伦理观的时代价值，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主持人：如何用农业伦理观理解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根据农业伦理的理论内涵，我们应当树立怎样的粮食安全观念？

姜萍：从农业伦理学的角度理解，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强调的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理念，在保障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同时，也关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农村农民的协调发展。这种观念要求农业生产需要考虑任继周先生提出的植物生产层、动物生产层、前植物生产层、后生物生产层等四个生产层结构的多功能、开放式和综合性，只有充分认识和把握农业四个生产层的发展规律，才能有效发挥大农业系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消除过去容量狭小的耕地农业伦理观带来的弊端。

从农业伦理学倡导的价值看，农业为人们提供足够的食物来保障其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农业最大的“善”。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既要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现状，尽力做到粮食和食物分配公平；也要提倡与大食物观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多渠道拓展开发食物资源，以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同时还需养成节约与健康饮食的食物消费方式，摒弃食物纵欲主义。

李建军：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体现了尊重农民权益、节约粮食、减少浪费和以人为本综合利用自然生态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农业价值观和伦理观。粮食安全是一个蕴含多种价值目标的复合性概念，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将粮食安全界定为“所有人都能在物质上、社会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安全和营养的食物，并有能力满足旨在促进健康生活的粮食需求和偏好时的一种理想状态”，并将确保粮食安全明确为政府的道德义务。

新时代我们应当树立以人为本、尊重农业和农民、节约粮食和减少资源浪费、公平正义的粮食安全观念，并自觉地依从保障粮食安全与改善公共福祉的道德要求型塑个人的日常伦理实践，以实际行动参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

农业伦理学将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

主持人：从实际应用看，农业伦理学对农业科技的前沿探索有什么作用？时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应用场景？

张言亮：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随着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出现了不同的科技伦理议题。在农业生产领域，基因编辑技术的规范使用问题、食品加工运输存储中的安全问题、农药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问题、农业信息化中的伦理规范问题等都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姜萍：农业伦理学不仅关注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还探讨其道德愿景和教育价值，尤其是在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人工智能技术、农业大数据技术等前沿领域，确保科技进步的同时，也考虑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动物福利等问题。农业伦理学方面的探讨有助于引导这些技术朝着更加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确保科技应用的正当性、可持续性和负责任，从而避免或降低科技应用带来的潜在风险和负面影响。

当前，随着颠覆性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战略的深入实施，许多农业伦理议题愈益引发学界的关注。如：农业基因编辑伦理问题、农业大数据伦理问题、人工智能与可持续性食品生产系统、农业科技伦理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农业技术负责任创新研究、生物能源生产的伦理问题、同一个健康（One Health）、兽医和动物伦理、基因编辑产品公众接受度研究、公众对农业科技伦理问题的认知和参与度实证研究等。

李建军：在国际上，农业伦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广泛讨论，其中一个重要动因就是越来越多的农业和食品科学家意识到单纯的技术思维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无法有效解决农业和食品领域面临的诸多社会公共问题。相关问题的治理经验表明，要解决农业和食品科技创新遭遇的社会问题并有效应对各种质疑和非议，农业和食品科学共同体必须对前沿科技创新带来的全方位影响进行系统反思和批判性反思，并主动回应社会公众安全关切和伦理诉求，以明确发展和利用前沿科技创新的道德底线和伦理红线，自觉推进负责任、高质量的农业和食品产业创新。

主持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业伦理学如何发挥作用？

董世魁：农业伦理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过去为什么城乡差距那么大，就是因为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被打破，这也是农业伦理学剖析过去农业农村发展症结时谈到的二元结构差异。由于这种二元结构，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界限保持了数千年之久。城乡二元结构不打破，何谈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保障进城落户农民权益、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作出了重要部署，从农业伦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这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被进一步破除。未来要更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打破城乡人员、医疗、教育、资金等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壁垒，需要农业伦理学时、地、度、法的理念来指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李建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重要的是处理好工农、城乡这两组关系，尤其是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农业伦理学作为一种实践导向性的跨学科专业，可能为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中出现的规范性问题和价值分配提供道德指引和理性分析，并在城乡融合发展相关战略规划、政策设计和项目选择中发挥重要方法论作用，进而让城乡融合发展更富有人性和温度，体现尊重农民意愿、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道义。

我们通常会采用三种方法来衡量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效，一是经济发展，主要评估城乡经济增长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二是能力方法，重点关注城乡居民在实现共同富裕和追求美好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或能力发展状况；三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的水平。

从农业伦理学的观点看，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要强调城乡要素流动和经济发展，重视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就业增收等方面的能力提升，更要强调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实现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公平分享现代化成果、实现福祉改善的关键要素。当然，城乡融合发展还必须在城乡规划、建设和治理的各环节体现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保护自然生态和农业与农村的内在价值等农业伦理观念，将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德理想等贯穿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划和建设全过程，以平衡工农城乡关系，为城乡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

农科生需要必要的农业伦理学训练

主持人：当前社会对农业伦理的认知处在什么水平？我们要怎样提升农业伦理的自觉性，来应对当下“三农”领域的发展与变革？

张言亮：当前，人们对于农业伦理的认知总体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一方面跟农业伦理发展并不成熟有关，另一方面，农业伦理也没有像医学伦理那样成为相应专业的必修课程。面对当下“三农”领域的发展与变革，我们需要有更多学者进一步完善农业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让更多普通人意识到农业伦理的重要性。

董世魁：农业伦理学属于哲学领域应用伦理学范畴，是统领人的思想认识的学科，研究的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因此公众要有一定的农业伦理认知。当前，大部分人对农业伦理的认识和实践是缺位的，尤其是在大学教育体系中缺位较为严重。比如怎样看待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试着从农业伦理的角度思考这几个问题：农业技术要不要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怎样尽量减少负面影响、放大正面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世界是往前走的，我们要让社会通过农业伦理的判断，接受农业科技的进步，摒弃对科技的偏见。

再比如总有人认为古代传统的农耕方式才是最好的。的确，中华民族在过去几千年的农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生态文明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像喂猪吃剩菜剩饭、把人畜粪便直接用到地里作肥料，这些具体做法要不要继承？以农业伦理时、地、度、法四维来衡量，放在今天来看，这些做法可能会带来疾病传染、环境污染、肥料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并不全然是积极一面。因此，我们要从农业伦理学的全域来审视现代农业技术，也要接受其带来的便利，不能一味守旧。

还有少数人会“神化”西方，同样也是农业伦理认知不足的体现。我们要从中国的农业伦理观中，用生态理念来破解西方工业化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以“度”之维衡量化肥农药的使用度，山地丘陵上应该用什么样的农机装备、平原地区连片耕地需要什么样的农机装备等。

主持人：为什么要在高校开设农业伦理学课程？当前各高校开展农业伦理教育的情况如何？

张言亮：相较于科技伦理、医学伦理、环境伦理、职业伦理教育，目前在高校开展农业伦理教育的实践还是比较少的。就像医科需要学习医学伦理学、工科需要学习工程伦理学一样，农科的学生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农业伦理学训练。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的生产实践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于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我们如何进行伦理方面的规范，这些都需要引起农科学生的重视。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去面对这些变化，如何解决农业现代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些也都需要农科学生高度关注。

李建军：建制化的农业伦理教育在中国高校已有10多年实践，兰州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等院校已先后建立起相应的农业伦理学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了中国农业伦理学的专业课或通识课，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农业伦理研究和课程教学活动。在任继周先生的组织和推动下，兰州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已编辑出版了国内首部《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教材，并在中国草学会建立了农业伦理学研究会。

在高校开展农业伦理学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行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体制化或建制化存在知识盲点，无法为农业科技研发和创新以及相关的公共决策提供有效支持。而农业伦理学则通过调用多种知识和思想资源对农业创新实践相关的合法性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论证，进而划定农业和食品产业的道德基准线，并促进农业和食品领域中的道德“革命”或道德进步，让农业和食品产业更美好。

传统的农科教育因过多执着于技术思维、技能培养和创新效率、经济增长等“事功”教育，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心智成长至关重要的人文情怀和农业伦理等方面的“有情”教育，屏蔽了学生对农业科技创新及其相关活动对他者影响的反思能力和道德敏感性，致使他们对各类创新实践活动可能给小农生产者、消费者和非人类动物及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伤害等缺乏同理心和人文关怀。这显然与我们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不相适应。

姜萍：根据我们团队2022年的调查数据，目前国内开设与农业伦理相关课程的高校有33所，呈现总体数量不多、农林高校为主、主要面向本科生、通识课为主的特点。从农林类高校现有课程设置来看，以生命科学、农学、食品科学、动物医学、资源环境科学等优势专业见长，人文社会科学相对较弱，传统文科课程设置难以适应当下的时代发展特点，文科与理科的鸿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割裂也无法满足当前培养卓越农林人才的需求。因此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与理工农医类专业交叉融合势在必行。农业伦理通识教育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主持人：农业伦理学涉及跨学科交叉研究，当前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哪些重点和难点？

董世魁：建设一门学科绝非易事，以草业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例，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到2010年成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可见一个学科的建设需要很长时间沉淀。但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三农”问题十分突出，城乡差距、留守儿童、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等都是当前我们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农业伦理学要从根源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国农业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不能久等。正是因为看到这种紧迫性，任继周先生才会在90岁高龄开始推动农业伦理学的学科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平谈到过，农业伦理学是农业科学技术的纲。因此，农业伦理学教学必须进入课堂，尤其是农林院校的课堂。从课程内容上讲，农业伦理学属于哲学范畴，其重点是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引，提升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需要反复思辨。对很多人来说，要真正把伦理学学懂学通学透，还是有门槛的。从师资队伍建设上讲，目前农业伦理学尚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教育指导委员会或者类似组织来开展教师培训。据我所知，国内目前很多学校有兴趣开这门课，但是问题就在于没有相应的师资队伍。因此师资队伍建设也是目前比较迫切的一项工作。

此外，在国家层面对农业伦理学课程的支持力度还是相对单薄的。如果教育部门能像推动劳动教育一样推动农业伦理教育，用政策或文件支撑农业伦理学进入通识或专业课程体系，将会对农业伦理的学科建设提供很大支持。

李建军：基于农业伦理学的跨学科属性和应用实践导向，农业伦理教育首先应注重场景教育和案例教学，具体聚焦某些农业和食品产业创新应用场景，通过引导学生对相关研究和创新实践的现实性、可替代性以及法律规制的可能性等进行预判和系统分析，同时引导学生从多种价值原则和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相关研究和创新实践活动的伦理正当性，包括可能对他者造成的伤害和安全风险等。其次，相关部门要有意识地通过设立跨学科项目来推动农业伦理学研究和课程教学活动，也可考虑在某些涉及农业伦理敏感性的重大农业和食品创新项目中明确一定比例的项目经费必须用于相关项目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与政策研究。

此外，未来农业伦理教育不应限于农科院校的农业伦理学课程教学，还要面向党政干部教育和社会公众教育，向社会系统讲述和传播中国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伦理准则和道德愿景，进而汇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道德共识和磅礴力量。

主持人：农业伦理学为我们看待并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价值观和方法论。面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时代命题，农业伦理学的作用不可忽视。在这一背景下，农业伦理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期待更多人才加入农业伦理学研究工作中，也期待未来农业伦理学能在“三农”实践中更好发挥效用。感谢四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带来精彩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