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生活与订单数捆绑在一起，是一单一单“攒”出来的。

昏暗的电影放映厅里，零零散散坐着些人，郑玉阳是其中一个。银幕上正放映徐峥执导的新作《逆行人生》，此时的郑玉阳是看客，但在三年前，他却是这部电影所关注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

2021年，脱产考研两年的郑玉阳成功上岸，在确定自己被北大录取后，他以“要和同学做社会调查”为由，瞒着父母做起外卖骑手。郑玉阳说自己是典型的“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从小到大没干过啥活，因而在送外卖初期，他连电动车都骑不好。不同于其他风驰电掣、经验充足的骑手，郑玉阳俨然是一副赶鸭子上架的姿态。之所以隐瞒实情，更多的是怕家里人为自己担心，而不是考虑这份工作是否体面。相反，他是主动走进这样一个群体的。

骑行中的外卖员。

郑玉阳的老家在黑龙江省巴彦县畜牧二分场，八岁那年，他离开村子，来到一直北漂的父母身边。药店、超市、电脑城、快递驿站，多年的北漂生活里，郑玉阳的父母辗转做过很多工作，郑玉阳所接触到的人也由老家那些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过渡到大城市里随处可见其身影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大学时，郑玉阳热衷于做社会调查，这些终日穿梭于大都市街头巷尾的小人物，便成为他迫切想要探索的对象。

一直以来，社会性议题都离不开底层小人物的身影。郑玉阳发现，与外卖骑手相关的话题总能得到广泛关注，很多人都想参与进来讨论一番，其中不乏一些高校的知识分子。但仅就社会现象探讨社会问题，在郑玉阳看来是空洞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如果你不去实践，是很难了解他们的”。《逆行人生》自上映以来便陷入“消费苦难”的争议之中，但影片中一些对外卖骑手的细节处理却让郑玉阳产生了共鸣：“这些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

生活是“单数”

正式送外卖的前一晚，临睡前郑玉阳在日记里写道：“明天我就要成为外卖员的一份子了，我的目光可以确切地放在他们身上，我十分想透过他们的蓝衣服，看到他们身上究竟承载着怎样的艰辛，或者说我将要面临的压力。”

郑玉阳当时所在的站点有四十个骑手，大多数都是干专送的。相较于众包骑手，专送骑手所遵循的“平台-站点-骑手”的运营模式，使其逐渐由零工经济向全职工作转变。郑玉阳通俗地将站点比喻为平台的加盟商，对骑手因配送超时、配送原因取消订单、着装不合格、顾客投诉等进行罚款的权力仍由平台掌握，而站点则代替平台雇佣劳工，并对站点内的外卖骑手行使直接管理权，包括在外卖软件的后台调度订单的分配以及制定严格的考核制度。

“骑手每个月需出勤26天，每天要跑够25单，若不能达标，每个订单的单价就由原来的9块降到8块。假如骑手这个月跑了700单，但他没能完成上述指标，那就会损失700元钱。”送外卖初期，郑玉阳在这样的考核制度下败下阵来，即便有带自己的师父帮衬，但不娴熟的骑车技术和因经验不足而频频产生的“超时单”使得郑玉阳无法达到站点所要求的指标。第一个月，郑玉阳只挣到一千多块钱。

“大多数人通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开始关注外卖业具体的劳动过程，尤其是算法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任何对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问题的探讨，都不可能从单一抽象的劳动过程本身找到答案，决定劳动自主性程度的一定是施加于劳动者身上的各种社会因素的辩证综合。”

郑玉阳接单的区域集中在北京市海淀区的食宝街和新中关购物中心，一旦离开这个区域一定的距离，系统便不会再给骑手派单。在算法没有强制外卖员送单的前提下，激起外卖骑手劳动主动性的因素就变了，这因素可以是站点的考核制度，进一步讲也是生活。

郑玉阳某一天的送餐路线图。受访者供图

每天上午十点，站点都会组织外卖员们开会，集合点是街边的一块空地或是公园。开会的内容无非是各种安全事项，这对外卖骑手来讲并不稀奇，此刻他们更关心的是手机里的送餐软件。十点钟一过，便有零零星星的外卖单子出现在系统里，运气好的话可以先得几单，忙碌的一天就此开始了。

十点半之后正式进入午高峰，这是一天中送餐的黄金时期，每个外卖员有三次接单的机会。一开始，系统派给外卖骑手的单子不会太多，大概只有两三单，这算是“热身运动”。等送完这两三单再回来时，差不多就到了午高峰订单最多的时候，算法会根据外卖员所在的位置，将“顺路单”进行分配，这次的派单数量要远超过第一次。

相较于去送餐，送完餐后“空车”返回商圈时反而更让外卖骑手心急。因为远离算法所能检测到的范围，他们便无法接到订单，不能及时回到商圈就意味着单子会被其他人抢走。节奏把握得好时，骑手们能赶着午高峰的尾巴实现第三次接单。

“每当我看到即使没有算法的控制，外卖员还是风驰电掣地返回商圈，就会感慨对外卖员劳动自主性的考察，不能再沿着那种单一地探讨劳动过程和算法的路线进行下去了。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恰恰是主动去‘拥抱’算法的。”

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比方说接了个离商圈距离较远的单子。这时候就要好好掂量一番，毕竟来回在路上耽误的工夫可能就会错失一次接单的机会。有经验的骑手会把一些不好送的订单放在软件的“抢单大厅”中，被别人认领是万幸，没人想要便自认倒霉。郑玉阳和骑手们闲聊时，就曾听过一则笑话：老骑手告诫新骑手千万不要瞎抢单，尤其是距离远的单子，抢多了便摆脱不掉了。“我们团队有个人老是抢大钟寺的单（距离商圈4公里左右），现在系统天天给他派大钟寺的订单，我们给他起了个江湖外号叫‘大钟寺方丈’。”

午高峰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郑玉阳一般能送到15单左右，距离站点规定的25单还差10单，这些就要等晚高峰时再补上。郑玉阳认识一个“单王”，一天能送到50多单，此人一度让郑玉阳很是震惊，“这意味着他一整天都是马不停蹄的状态。那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哥，上有老，下有小。”

“其实外卖员没有不需要钱的。”郑玉阳来送外卖的直接原因就是缺钱，两年的脱产考研把他之前的积蓄全都花光了。送外卖时郑玉阳住在福缘门社区，是个邻近圆明园的城中村，也是外卖员的聚居区，一个月只要750块钱的房租。每天晚上他收工回来，穿过狭窄的胡同便能瞧见停在空地上的一辆辆外卖车。郑玉阳的出租屋在二楼，楼内大多都是紧密排列的隔断房间，一层住了十二三户。

负债、做生意被骗、养家糊口……和电影里的剧情一样，选择送外卖的原因各异，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挣钱。对外卖骑手来说，他们的生活与订单数捆绑在一起，是一单一单“攒”出来的。

“外卖员不用交社保和五险一金，挣了多少钱都在自己手里。劳动过程就是一单一单的，如果想多挣钱，那今天就多送，或者这个月多送。”

郑玉阳接过两次“大单”，先是75份盒饭，半个小时后又送了17杯奶茶。因为数量多，郑玉阳额外挣了十多块钱的超重配送费。带郑玉阳跑单的师父逗他：“这75份盒饭要是能分开点就好了，一单一单的，这样你就有75单了！”

赶时间的人

今年是宝哥在北京送外卖的第七个年头。初来北京时，宝哥16岁，“小年轻儿一个”，而今他的儿子都已经两岁了。

宝哥是众包骑手，和专送不同的是，众包不受制于站点的管理，也没有特定的考核制度，上下班以及休息的时间完全看个人意愿。然而自由的背后也有令人头疼的地方，不似专送靠外卖系统进行派单，众包完全是抢单的模式。在宝哥看来，生活就是靠自己“抢”来的。

据宝哥说，这几年，随着相似功能的配送软件的增多，众包订单的单价较之前有所降低，同时能抢到手的订单数量也在减少。专送订单每单固定是9块钱，但众包订单的单价是根据所配送物品的金额来定的，东西越贵，给的配送费就越高。

每天，宝哥的脑子里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数字，他把一个单子所给的配送费加上可以申请到的补贴合在一起，得到的总金额除以要送的总公里数，算出每公里可以挣多少钱，由此决定这个订单值不值得去抢。宝哥的体内似乎装了一只钟表，每一次在马路上的飞驰都是精确到秒地冲刺。

超时，这是每一个外卖骑手都担心发生的事。在城市的街角、商场、电梯中，外卖员都是一副雷厉风行的样子，以自己身体的流动充当食物资源传输的管道，但偶尔也有跑得晕头转向的时候。

郑玉阳接单的商圈不止有一个商场，且餐饮的区域较为分散，上至五六楼，下至地下一层，但外卖骑手取餐的时间却是固定的。为了提高效率，郑玉阳只能在楼层间来回奔跑，看看这家出没出餐，没出餐赶紧跑到下一个商家那里，取到后再赶紧跑回来。拎着五份沉甸甸的外卖走出商场时，郑玉阳早已是满头大汗，然后惊觉：自己找不到电动车了。

“当时整个人是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感觉停车已经是很久之前做的事情，根本不记得放在什么位置了。”没办法，只能一圈圈地找。外卖袋子勒得手疼，又担心订单超时，那一刻郑玉阳直言有些崩溃。

取餐尚且如此，送餐更是争分夺秒。一直以来，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甚至因此发生交通事故的例子不在少数。“当我们置身事外，说外卖员本可以不需要闯红灯或者逆行，没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时候，我想一定要记得，当一个人开始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自身就会受到限制，成为这件事情的囚徒。”

送外卖初期，郑玉阳并没有察觉到算法对人的控制。直到在一个雨夜送餐的途中他失神撞在护栏上，车子当场就坏了，倒在地上的时候郑玉阳心里想着的居然是外卖软件上的倒计时，时间并没有因为郑玉阳摔倒而停止，反而是在提醒他订单快要超时了。就是在这无形中，算法似乎真的可以独立于人的自由意志，因为它一旦运转起来便不能由外卖员手动终止。

而那些外卖骑手害怕超时而在某一条路线上逆行、闯红灯节省下来的时间，会被算法吸收并生成一个新的时间标准。也就是说，系统给外卖骑手走同一条路线的时间，因为他们速度越快反而逐渐缩短。以生命为代价的冒险，最终却进一步加深了骑手之间的“内卷”。

“一开始对外卖平台及其算法有点愤怒，但当我去研究它背后的结构性的压力以及技术性问题的时候，才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需要协调很多资源的过程。比如可不可以让交通部门也参与到算法优化中，当外卖骑手送餐时，较长时间停留在某一地点未曾移动，系统可以及时检测到并通过软件后台询问是否发生交通事故，以此为外卖员送上帮助。”郑玉阳说。

时间对外卖骑手来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好像总会有的。宝哥在送单时，最多给顾客打过二十个电话，可对方都当成骚扰电话来处理。郑玉阳也曾遇到消费者让其帮忙扔垃圾、带烟的要求。送外卖时遇到的刁难、责备，外卖骑手大多数时候都选择默默承受，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计较。

这群赶时间的人也有偶尔慢下来的时候。因为自己家里有小孩，每当遇到年纪小的孩子点了卫生条件堪忧的餐馆，宝哥总会小声地提醒一句：“以后少吃他们家的饭！”

鸡毛蒜皮的小事

下午两点过后，订单慢慢少了起来，此时也到了郑玉阳吃午饭的时候。送餐的晚高峰在傍晚五点，在此之前郑玉阳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通常情况下，郑玉阳会和师父去吃打折的“骑手餐”，这是餐馆与外卖骑手间的“暗号”。饭菜打八折，肉包子两块钱一个，一份两荤两素的盖饭大概十二三块钱，如此便解决了午饭。

有时吃腻了“骑手餐”，宝哥就回家吃，“我媳妇做的饭好吃，我也吃习惯了，家里做的饭比外面的干净。”每天经宝哥的手送出去的美食订单很多，但他却很少给自己改善伙食，商场里的简餐动辄就要二三十块钱，吃一顿意味着三四个订单白跑了，他舍不得。

送外卖初期，郑玉阳觉得还算有趣，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那是一种对自由的体验，“很多外卖员都觉得，迎面而来的风和两边快速后退的街景似乎能够帮助他们营造一个暂时躲避现实压力的空间。”但当新鲜感褪去，枯燥和疲惫随之就涌了上来。

在商场的座椅上休息的外卖骑手。

一天十多个小时都在送单，郑玉阳觉得自己像一个陀螺，忙到最后他完全是一种机械骑车的状态，车在前进，但脑子却在放空。这也成为外卖骑手赶时间时容易出交通事故的原因，骑车太久后他们反而对此脱敏了。

郑玉阳的外卖车上常放着几本书，午饭后便是他看书的时间。对送外卖这件事，郑玉阳一直有一个清楚的认知：这只是自己在过渡期能够快速挣到钱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条人生的路，那就是继续回到校园里学习。除了读书，郑玉阳还会利用午休时间写一些类似于田野调查的笔记，这些是他用来摆脱对送外卖这件事产生的枯燥感的方式，“我会觉得我又恢复活力了，就用这几个小时。”

每当与别人谈起自己曾经做外卖骑手的经历时，郑玉阳并不想像一些网上的文章那样，从算法的角度切入，分析外卖系统的利弊。相反，他更想讲的是算法之外、送外卖的生活里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有时候过度地强调外卖员的辛苦，会让我觉得这是在贬低他们的能动性，好像他们只是一群受苦受难的人。但如果过度地强调他们很优秀、很乐观，又有点压抑他们本身所遭受的困难与不易。”

送外卖时遇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被郑玉阳一一记在了田野调查的笔记里，直至今日他还保留着。

2021年4月24日：中午我一次性接了三个单，其中一个餐厅出菜非常慢……快步走进电梯，有个外卖员问我跑得怎么样，我跟他吐槽起来，他疯狂点头表示认同，并嘱咐我一定要在软件上报备，可以延长时间，不懂可以问他。到了5楼，我下了电梯，回头望了他一眼。他满头大汗，我也满头大汗，并且我们都是一脸焦急的表情，那一刻我觉得离外卖员的身份更近了。

2021年4月24日：天气热，忙了一中午，我去买了冰淇淋，买一赠一，就分给其他外卖员一个。然后两个人就坐在电动车上，在马路边吃冰淇淋。

2021年5月2日：一个大哥跟我说了一路去哪个餐馆吃饭便宜，还说有个餐馆有免费的蒜、咸菜什么的，一碗面总共才花11块钱，还能有免费的面汤喝。听着这些话心里真是非常感动。

……

在郑玉阳眼里，恰恰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外卖骑手这一社会群体的形象立体、真实起来，而他能迅速融入其中并与之共情也是因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小到满足于吃了一顿便宜的午饭，大到暗暗窃喜今天接了个大单，多挣了几块钱的配送费。

“对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的认知，从‘外面’看和在‘里面’看得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看到外卖员就觉得他们很苦，但可能对外卖员自己来说，真实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

《逆行人生》影片的最后，高志垒研发出的“路路通”方案被摆在外卖平台董事长的面前。中年失业的高志垒在历经人生转折、尝尽外卖员生活的不易后，或将重回程序员岗位。银幕之外，大多数人的人生却无法“逆行”，他们沿着原有的生活轨迹，奋力地向前奔跑着。

“谢谢，回家单”

假期的时候，订单较往常会少许多，这时想完成一天25单的指标便不大容易。

晚上八点多，郑玉阳的订单数停在24单。他把车子靠在马路边上，等着最后一单的派送。尽管被蚊子咬得有些焦躁，但郑玉阳不想放弃这一单，若不能达到指标，订单的单价就会降一块钱，算起来今天便少挣了三十多块钱。

一直等到九点多，系统终于给郑玉阳派了单，而且是两单。郑玉阳翻看了一下外卖软件里的订单量排行榜，发现还有其他骑手和自己一样，都等着这最后一单。郑玉阳把手里多出来的订单随机分给了一个外卖小哥，对方很快给了回复：“谢谢，回家单。”

看见“回家单”这三个字，郑玉阳又感动又有些心酸。他想起前一天碰到的那个为了达标，送单到晚上十点多的大姐，“如果你去问一个晚上还在路上跑单的骑手现在最想做什么，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回家’，而不是多跑几单。”

回家，对于一整天都奔波在外的外卖骑手来说，这两个字的含金量不言而喻，郑玉阳不止一次亲身感受过。

上次的交通事故后，郑玉阳的电动车彻底报废。换了一辆新车，谁知仪表盘不准，还没等郑玉阳骑到家，车子就因电量耗尽提前“罢工”了。没办法，郑玉阳只能推着车子一步步往家走。一个恰巧在他身边经过的闪送小哥见状，主动把自己的备用电瓶借给了郑玉阳。在此之前，郑玉阳与这个小哥素不相识，甚至带着一丝对陌生人最基本的戒备，小哥嘱咐郑玉阳“千万别带着他三千多块钱的电瓶跑了”。但在回家这件事上，一切似乎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外卖员的生存即是为了生存本身，而不是迎合任何一种来自外部世界的想象性观看。他们的世界里不只有送餐时的微笑，还有出餐慢时和商家的争吵，处理完这些事情后，在一个平静的午后或者晚上，他们更希望通过视频电话悠闲地和家里人聊会儿天。”

郑玉阳想起小时候，父亲每天下班回来都会先洗把脸，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那时的父亲是疲惫的，但又是享受的。直至今日，郑玉阳才真正明白了当时父亲的感受。那是一位劳动者工作了一天后，享受生活的时刻。进家门前，是为了养家糊口，进家门后，他要面对的只是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儿子。

其实，在干众包之前，宝哥也曾跑过一个月的专送。之所以跑众包完全是因为它的时间更灵活，孩子生病时可以第一时间带着去医院，不用再费劲跟站点请假。

宝哥喜欢钓鱼，可自从送外卖后他的这份兴趣爱好只能停留在骑车路过河边时，花几分钟时间看看别人是怎么钓的。零零散散休假时，宝哥把时间都用来陪伴家人，和妻子回娘家，或者带孩子逛逛商场和游乐园。对未来，宝哥也有自己的计划，“现在就是多挣钱，等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我们一家三口就回陕西老家去，到时候做个小买卖。”

最后一天送完外卖，郑玉阳回到出租屋收拾了行李，接着联系车行把租来的外卖车退回去。那一刻郑玉阳有点难受，但又说不上来为什么难受。

郑玉阳在北京送外卖的生活持续了四个月，赶在九月份开学前，他为自己挣来了一笔生活费。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桑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