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在北方农村的玉米地里吹奏西洋乐器的画面吗？

位于河北省中部的武强县周窝村，是一座被音乐包围的村庄。走在村里，你会发现，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到处都能听到西洋乐器发出的动人旋律。

得益于当地乐器产业的发展，周窝村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音乐融入村民生活，建成融乐器生产、音乐研学、观光旅游、文艺演出于一体的音乐小镇，带动3000多人就业。音乐产业使村民的物质生活更富足，音乐也改变了大家的精神气质。茶余饭后、农闲之时，村民们不再喝酒、打牌，而是三五成群练习演奏乐器，自发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时光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周窝村，农民缺吃少穿，农业生产基本上靠天吃饭。因为缺电，副业也搞不起来，日子过得紧巴巴。吃饭问题尚未解决，遑论文化生活。今昔对比，同样一个周窝村，“换了人间”。而周窝村的文化变迁，正是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

7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从送书、送戏、送电影下乡的“送文化”，到构建完善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村民在家门口“种文化”“兴文化”的根本性转变。农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充实，乡亲们精气神持续提升，农耕文化传承发展更富活力，乡村文明绽放出新时代的瑰丽华彩。

建章立制，文化服务体系日渐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文盲率高达95%，一场全国性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各地农村在完善正规化学校教育体制的同时，积极开办农民业余文化学校、记工学习班、识字班等，翻身做主的农民群众学习热情高涨。

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不少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农民主动行动起来，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如地方戏曲、快板、秧歌等，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生产生活的热情。

乡村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场域和母题。20世纪50年代，一批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大批文学作品问世，比如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等，展现了中国农民的奋斗历程和精神风貌。

响应毛主席号召，1958年，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农民积极参与其中并表达出自己的心声，出现“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的生动局面。农民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自我教育，改掉了不良习气，增强了自信心、自豪感，农民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精神粮仓不断丰盈，曾经被批判的民间艺术、戏曲曲艺等得到传承弘扬。1996年，国家启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逐步完善乡村文化服务体系。1998年，国家启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村文化信息传播渠道大幅改善，村民文化生活日渐丰富。

进入新世纪，国力进一步增强，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向农村倾斜，补齐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内的民生短板。伴随着“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文化民生”等文化发展思路的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立。

在云南省大关县玉碗镇何家坡村，“流动图书车”吸引了很多村民和孩子，志愿者们陆续为村民和孩子们发放图书、文具等，领到书的孩子脸上洋溢着喜悦。

大关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很长时间以来，由于交通闭塞、经济滞后，山里的村民文化生活贫瘠，他们对文化知识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县图书馆工作人员便背着背篓，装满书籍、文具，沿着蜿蜒的山间小道，走进村村寨寨，将“精神食粮”送到大山深处。受益于“背篓图书馆”，如今也是“背篓图书馆”志愿者的刘向群说，“现在，我在镇上工作，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正在读书的孩子们：读书有用，读书可以带你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天地；也可以选择回到大山，用学到的本领建设家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在广袤乡村，一家家农家书屋改建提升，一项项民俗活动热闹非凡，一座座乡村文化礼堂亮了起来……农村文化建设扎实开展，不断提振群众精气神。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振兴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截至2023年底，我国建成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超过57万个，农家书屋58.7万家。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写入其中。

文化滋养，农民精神面貌持续提升

“红艳艳的太阳宁夏川，红丢丢的枸杞亮人眼，红彤彤的脸蛋笑开颜，红火火的日子好喜欢……”傍晚，在宁夏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文化站内，一首首歌唱农村新生活的歌曲通过一台大音箱，传遍村头村尾。

这支农民合唱团的成立，缘于2019年中宁县文化馆干部李震宏在一次“送文化下乡”活动中，被当地农民对文化生活的强烈渴望所打动，于是在此创建了农民合唱团，想让文艺真正扎根乡野。如今，村民越唱越舒心，唱出了文明乡风，还在各类比赛中屡屡获奖。

“我们歌里唱的‘树高么千尺离不了根，宁夏人最念党的恩’，就是我们心里最想说的话。”团员敖志立回忆起昔日的生活，“一看见蓝天就害怕，不下雨，人喝的水都缺乏，生存全靠国家救济。那个年月，人们连饭都吃不饱，哪里会有闲钱去搞文化活动呢。”

三十多年前，大战场镇曾是一片“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沙石跑”的荒滩，在国家帮扶政策下，部分贫困群众从祖辈生活的西海固地区离开，千里跋涉到大战场镇，战风沙、拓荒地，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起“干沙滩变金沙滩”的新生活。

如今，出彩的文化文艺活动，让村民的生活更加充实，精神风貌不断提升。经常登台，村民们变得越来越自信开朗；经常互动，邻里关系变得越来越和谐融洽；经常比赛，村民们在深度沉浸的赛事体验中，与本土本村产生了更牢固的情感联结……

近年来，“村BA”“村超”等“村味”体育活动走进全国人民的视野，大放异彩；律动在村头巷尾的广场舞，越来越有艺术范和时尚感；接地气的特色“村晚”，不断与特色节庆节日、民族文化传承、旅游产业发展相融合；农民阅读量不断提升，为乡村振兴注入知识力量；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让城乡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更丰盈；艺术乡建用美的力量点亮着乡村，让乡村更美好。同时，各地着力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古镇、古村落、古建筑、农业遗迹等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让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遍吹广袤田野

彩礼源于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是缔结婚姻过程中男方送给女方的一份寓意喜庆的物品。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家庭必需物品“4合1工程”，即桌子、凳子、柜子、床和衣柜；到七十年代的“三转一响”，也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再到八九十年代的“4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进入21世纪，彩礼金额火箭式上升，出现“万紫千红一片绿”“九斤红”“金山绿水”等现象……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彩礼一步一个台阶涨上去。

天价彩礼让部分群众对婚姻望而却步，损害了社会正常的婚姻秩序，往往还会为婚姻生活埋下“定时炸弹”，成为夫妻婚后吵架等不和谐事件的导火索。有的家庭举家负债，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因此返贫致贫。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天价彩礼，如何才能告别“天价”，回归“爱”与“礼”？

2022年，农业农村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相关部门印发了《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强调要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创新治理方式、形成长效机制。

今年年初，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的魏丽华与丈夫完成了结婚登记，没有收彩礼，而是为父母缴纳了养老保险。

“县里倡导‘不送彩礼送保障’，女婿可为岳父、岳母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满15年后，岳父、岳母每月可领取一定数量养老金。”大田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桂珍说。当地通过征求意见，还提出了彩礼的倡导性标准，即彩礼不应超过近3年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和，切实减轻了人民负担。

推进移风易俗，治理“高价彩礼”，理应兼顾社会效益与传统的人情理念。河北河间，23对新人参加低彩礼集体婚礼，领取新婚文明家庭证书和新婚贺礼；江苏苏州，“乘着地铁去结婚”成为城市新品牌；重庆涪陵，一对新人用公交车当婚车……婚恋新风尚，日益在城乡年轻人中流行。

多年来，各地多部门联合发力系统化施治，通过细化村规民约、规范红白理事会章程、建立“新风食堂”、给予礼遇嘉奖、提升农村养老保障力度等方式，培育红白喜事“适度办”的文明乡风，引导农民参与其中，农民的人情、宴席、彩礼等支出负担明显减轻，思想认识和行为习惯逐渐发生改变。

走过75年，中国农村逐渐告别了封闭落后、陈规陋习，淳朴清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激荡在广袤田野间，获得感、满足感洋溢在亿万农民的笑脸上。

1949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文盲率高达95%。国家开始扫盲运动，各地开办农民业余文化学校、记工学习班、识字班等，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1958年

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农民积极参与其中并表达出自己的心声，他们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自我教育，增强了自信心、自豪感。同年起，全国先后有100多个县开展了有组织的农民画创作，典型者如江苏邳州、河北辛集、陕西鄠邑、上海金山等。

1996年

启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逐步完善乡村文化服务体系。

1998年

国家启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村文化信息传播渠道大幅改善，村民文化生活变得丰富。

2017年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201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了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目标和任务。

2019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推动数字文化在农村普及，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

2022年

农业农村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相关部门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一个个有力举措破除陈规陋习，一项项重大部署厚植新风正气。

2023年

我国建成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超过57万个，农家书屋58.7万家。

2024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写入其中。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