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跌宕起伏的时间洪流下，在作家对故乡命运的忧愁与悲喜中，时代的列车已拉响鸣笛，势不可挡。

出生在哈尔滨，一直在这里生活了40年才离开的贾行家，十分不“东北”。如果说，身材魁梧，肢体动作丰富，张口闭口“哎呀老妹儿”式抵挡不住的热情，是人们心目中典型的东北男人形象的话，那么上述所有状态的反面，便是贾行家。

贾行家

因此，当“反面”东北人贾行家拿起笔，他笔下的东北注定不是“有山有水有树林，老少爷们很合群”式的轻松幽默，也不是叱咤春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东北小品的欢声笑语，而是完全颠覆着人们对东北的最初印象。虽然形象不“东北”，但他却一直跟东北“同呼吸，共命运”。享受过“共和国长子”的荣光，失落过东北的“辉煌不再”。但当所有的失意在笔尖流淌时，恰好汇入了“东北文艺复兴”的洪流。当痛苦被书写、被看见，开始引人反思，东北也在注视中疗伤、复原、崛起。在跌宕起伏的时间洪流下，在作家对故乡命运的忧愁与悲喜中，时代的列车已拉响鸣笛，势不可挡。

哈城人的骄傲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如果出门去北京、大连或是其他一线城市，哈尔滨人并没有那种到了大城市的感觉。那时候一线城市有的，哈尔滨也都有。反而可能在一线城市的人眼中，这些穿着貂皮大衣、举止阔气的东北人，更像是“大城市人”。

这看似优渥的生活并不是装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的东北，多家国有企业集聚，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占据重要地位。单是在哈尔滨，就拥有名扬全国的“八大军工、三大动力”，五千名职工以上的企业最少也有二三十家。大型国企承担着职工们的一切生活资源和发展机会，在“包办”体制下提供全方面的社会服务：厂幼儿园、厂医院、厂公安局，甚至是厂电视台，一切都要打上厂的烙印，职工们的一切都围绕着厂区展开，生活的半径就是厂区的大小。

2005年12月4日，黑龙江佳木斯市居民走过冰冻的松花江，背后是正排放废气的烟囱。

贾行家的父亲是原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所在的“哈飞”，工厂面积大，“号称有八千工程师”。当时还是孩子的贾行家依稀记得一个场景，如果一大家人全都在厂里上班，早上出工必定穿戴齐整，一家人高高兴兴的，走到他面前会很平易近人地打招呼，那种脸上“亮亮”的表情，直到成年后的贾行家才明白，那或许是国企赋予他们体面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之下的优越感。之所以难忘，是因为从贾行家慢慢开始记事之后，这样的表情在很长时间就没有再见过了。

到了星期天，大家还会拿着吉他，拎着用塑料袋装的散装啤酒去太阳岛享受周末的阳光。在那个年代，塑料袋还是很高级很罕见的，因为它是石油工业的副产品，一般人是没有的。“就像今天背了一个名牌包一样。”贾行家的脑海中有些画面记忆深刻。去往太阳岛的车上总是特别挤，家家大人都背着大书包，斜插着两柄雨伞，抻着脖子向车窗外的北面看，嘴里“嗯啊”地答应着孩子的吵闹。防洪纪念塔一带，有放风筝的，滑旱冰的，举着贴满黑白照片的牌子来揽生意的，钓鱼的，河漂子一样游水的，洗衣服的，真的是游人如织。

冬天，孩子们除了在冰上玩，还会舔铁，“一舔上去舌头就一粒一粒地粘上面了，能清楚地感知到舌苔是颗粒状的。然后再一粒一粒往下揭，揭的时候就觉得嘴里有血腥味了，不知道那是冰铁的味道，还是血液的味道。”

贾行家的姥爷是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也拥有极致的浪漫。周六晚上带着一把两侧镶着白铜雕花，枪托用油亮的枣红木制成的双筒猎枪，随意跳上一列北去或西去的慢车，去深山里打猎。周一一早背着大兴安岭的野兔、狍子，三江平原的野鸭子，有时还有长着獠牙的猪回来。要么就周六坐着火车去钓鱼，回来之后咕嘟一大锅鱼，上顿下顿，连左邻右舍，一起吃到礼拜三，很是惬意。

失去光鲜亮丽

这种惬意是何时消失的呢？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尽相同。在一位村书记的印象中，他有天突然发现，好多绥化的城里人突然跑到集上来买苞米面了。“这是出啥事了吗？”他心里嘀咕。大人世界里的事，大人从不主动跟小孩子说，可贾行家还是察觉出了异样：过年的时候，精气神变了。“哪怕他们穿着貂皮大衣来拜年，你也知道那是借的，但我也不会揭穿，因为心里还是很难过的。过年大家装也要装得很体面，可那时候他们连装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到世上来，仿佛就带了双眼睛似的，只管东张西望，没有承受和创造过什么。看人总是偷偷摸摸的，找个角落，躲开对方的目光，常不慎窥到别人不愿被见到的。”贾行家回忆，就像他小时候，常常是趴在屋外的窗沿上，看屋里发生的一切。如果是冬天，窗户上凝结了一层雾气，贾行家总是用手擦干净一小块，看向屋里热气腾腾，脸上却挂着霜的大人们。

小孩子突然撞破了大人世界里的秘密，童年的明亮多了一抹暗色，从玻璃窗外看进去，像是屋外的寒气进去了，往年热气腾腾的氛围冷了下来，屋里和屋外似乎不再是两个世界。

“非得给人制造一个情境，才能看到人是什么样的。”在贾行家看来，这个情境就是工作没了，机会在消失，遇到了不公正的事情却无处伸张。那些原本被东北一代们用来铸就体面自我的东西：铁饭碗、高收入、大集体的优越感……正一步步瓦解，堆砌成的“自我”自然也就成了一地鸡毛，就像契诃夫在《装在套子里的人》里塑造的别里科夫一样。装在套子里的人，肉体与壳子已经长在一起，当有一天，壳子碎掉了，只剩下柔软的躯体面对冰冷坚硬的世界。这时已经谈不上低落了，在考虑生存问题之前，他们需要迈过的第一道坎是接受失去那个光鲜亮丽“自我”的尴尬。

火车驶过玉米地。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剧照。资料图

见多了这样的尴尬，贾行家慢慢地给自己戴上了一副具有悲剧底色的眼镜，小时候偷窥到的秘密埋进心里，慢慢地又在充满“悲剧”的处境中发了芽，等到成年后，才有机会讲给世界听。贾行家能够理解这些“东北一代”们的痛苦，“根源在于拥有后突然失去，并且决定权从不曾在他们手上”，在他看来，这些人具备早期典型悲剧人物的特性——强力抗争，却不得而终。而对于他自己，他觉得自己还不如这些人，“遇到一个事情，我会习惯性地从来不会看到好的一面，时间长了，已经没有像样的愿景。”

选择向下看

贾行家的父亲高考时考上哈工大，毕业后进入“哈飞”，成为一名工程师，这个群体，是“最有希望、最让人羡慕的一群人”。“哈飞”在哈尔滨的命运也是幸运的，虽然所谓的“八大军工，三大动力”的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解散，但“哈飞”在改制中被保留了下来，所以贾行家的家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他或许还能按照父亲的路径走下去，但他终究还是渐渐长成了不同的样子。“从小就自卑，学习不好，什么都不行，中学里用五六年的时间都在看杂书。”那时家里的旧书极多，倒不是“家学渊源”，“一块钱一本在摊儿上淘的，还盖着某个工厂图书馆的印章。”

叛逆的少年在属于他的时代又碰上了时代的热潮——摇滚乐——它击中了一个孤僻少年的心脏。他花几千块钱买了吉他，日夜痴迷于最终半途而废的摇滚乐。“那时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还是很胆怯，但内心的桀骜不驯已经生长起来了，处处看着都不满意，处处都愤怒。”这种桀骜不驯并没有让贾行家的自我变得膨胀，还是能够放下自我去观察，“我想搞到一个说出来很好玩，但其实全无实际用处的故事。”

贾行家作品封面。

长了一双可以向上看或者向周围看的眼睛，但贾行家却选择向下看。可能是因为看向周围的时候，贾行家总觉得这些人的行为都是社会规定好的，“但我又不擅长去实现那些社会规定的目标，比如好好学习之类的。所以更愿意跟更自然、更诚实、更热情的人交往。”再加上贾行家从小就喜欢写东西，“就天然地觉得他们身上有故事，即使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也觉得他们的经历，是真实的人的经历，他们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

因此，或是自觉地，他把目光从附近转向了更广阔的小人物的世界。“只是眼见他们各自背负命运，小心翼翼地活成生活，有的最终交付了出去，有的仍然打碎了，使我不得不庄严。”

在贾行家的记忆中，老城里的一些聚处，是尘世气息最炽烈顽强的地方。北三菜市场几百步，每个摊子都有点来头，从南头进来，左面卖瓜子干果，右面卖煎饼，向前是几辆塑钢窗围成的流动车，卖海产和蚕蛹。有家温州人开的菜店，叶菜都叫不出名字，也不懂得吃法。还有专做天津果仁的，现杀活鸡鸭的，做槽子糕的，卖牛羊肉下水的，炸鱼烀狗的，切面铺，熏酱点，澡堂子……挤得中间只容两三人并排，冬季下水井口结了很高的冰，走起来更慢。

小时候的贾行家老爱去这里玩，不仅是因为这里热闹，历史悠久，还因为市场尽头的一户人家里，住着他的好朋友李晚黎。而爱去他家的原因是：他永远在家。李晚黎两岁时被一口热汤毁掉了整个呼吸道，挺过来后，肺只有五分之一还活着。他的胸前有个不愈合的创口，到了秋天，要插一根管子进去，他终生只能朝一个方向侧着身子睡觉。

一个健康人和一个不太健康的人能成为朋友，是因为“我对他从来没有同情之类的情绪，也并没有珍惜过自己的健全。”长大后的贾行家再去回想这段友情时，觉得它满足了自己对不同人群天然的好奇。“就觉得他身上、他所居住的老街区聚集了我们时代的底部。”在贾行家看来，时代是沉积式发展的，越往底部沉积越多。那些野生的，具体的，丰富的，或者说杂乱无章的，都汇集到了底部。而底部独有的市井的、温柔的记忆，他觉得最宝贵。

但随着朋友的去世，市场的拆除，兴趣也随之失去了容器。以前的北三市场，很多两代人守着一个摊位，什么东西都买得到。可如今，“已经很难找到老字号了，包括早餐店。”

贾行家常常回忆，昔年街巷里居住着的人家，会在不大的小院里种开花的树，窗台再养上几盆山茶和吊兰，“老两口互相比着，谁的花开得早、开得久。”

乡村印象

2017-2018年间，来北京之前的那个冬天，贾行家在黑龙江找了个村子住了一段时间，“白雪覆盖之下的广袤土地，那时是最好看的。”他吃惊于为什么房前的小院里只种菜，没有一个种花的。“其实旁边广阔的农田到处种的都是菜了，为什么不能种点花？”

在贾行家之前，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关于东北乡村的印象更多是属于二人转和东北小品的，喧嚣的热闹与开心，铆足了劲要逗人乐。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难想象，当年东北地域文化的潮流席卷全国的程度。那时，《刘老根》《乡村爱情》等影视作品代表着东北农村的表达。

贾行家自认为对乡村甚是无知，用的也是最浅薄的旁观。在村子待着的这段时间，贾行家记录了很多村里人的故事，说是记录，贾行家认为也可以看成是他的虚构与想象。在自言自语中潦草地记下了一些片段，这些只言片语，看不出一丝一毫外地人眼中曾经熟悉的、幽默的、俏皮的东北乡村。

贾行家作品封面。

来村子之前，他听说，在村里，除非残疾或者孤寡无劳力，吃饭穿衣总不成问题的，然而等一段乡里时间过完，他的旁观多了一点深刻。他观察到，一些村民好像处在一种“只在这儿住一阵儿就走的状态”，房子只要勉强能住就行。贾行家能够理解，那可能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毕竟农民一年到头手里现金有限，吃的是地里种的，取暖烧苞米秆子，能不多花钱就是最好的。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没有人种花的原因吧。”

他也总是会注意到村里的边缘人，“有一个人，每天放两头牛进山，剩下的时间就坐在屋里看房后的几个大风车，那些风车都是他自己安的，有三米多高。”贾行家不觉得这些无意义，反而觉得这是有趣的事情。而之所以能“看见”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少数对我有兴趣的人”。

“很多人把乡村乌托邦化，只是把自己对‘生活在别处’的需求放在了一个想象的地域中了。”贾行家不知道，这算是明显的废话还是不该说的冒犯。

另一个东北

来到北京之前的贾行家，经历了6年警察和11年行政单位工作的生活，“最有活力的小半辈子都在东北”，一直挺满意，想一辈子做一个躲着“写日记”的人。他以“阿莱夫”为笔名，在无边无际的互联网世界里兴之所至地写了十几年，讲述的主人公，大都是故乡的人，“毕竟我一直身处其中，清清楚楚地知道发生的事情，所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他们都活过。”

但挺突然，贾行家说辞职就辞职了，毫不珍惜现在年轻人挤破头也想跨入的门槛。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叛逆，他总是向着时代潮流逆行，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时代总是迎向新的宾客，发出新的颂扬，他却偏要成为那个执拗的低音，向后看，向下看。

虽然他不肯承认自己在写作上的天赋，但还是收获了不少支持。剧作家李静说他的文字“只读第一个句子，就感到来者不善，单刀入阵，寸铁杀人”。作家梁鸿说他“老辣而不世故”。媒体人东东枪则说：“他就像个值得千里迢迢去拜访的贤人，你去的时候，他可能正在午睡或垂钓，也可能是个樵子渔夫，正忙着劳作，跟你聊会儿，还得登山涉水去。”

见证了父辈事业暗淡的贾行家，和包括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作家在内的“新东北作家群”开始集体写作，将20世纪9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市场经济转型后所经历的“阵痛”记了下来，在这些东北往事里，不吝笔墨地诉说着被时代、社会忘记的边缘人物的故事，让读者看见了另一个东北。东北的文艺开始“复兴”，“有山有水有树林”换了种形式回来，变成了《钢的琴》《漫长的季节》的火爆收视率，变成了《尘土》《平原上的摩西》等畅销小说……

贾行家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的很多“9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何40来岁失去工作就能陷入那样的境地。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东北人身强体壮，为什么不往南走一走，去打工呢？东北人为什么就不能出来呢？”

在贾行家看来，那是因为父辈那一代已经被塑造好了，“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路可走，他们要的不是自由，要的是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所以陷入了一种停滞。”

贾行家作品封面。

但这反而给贾行家这一代的写作者们提供了空间，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回想，去思考。“毕竟，如果我在温州的话，肯定早就继承家族生意去了。”

最重要的是，亲历、目睹了这一切的东北二代们，身体、感受、记忆无法阻挡地在生长。当生长到再也无法压抑，自然就会发出让世界都听到的声音，这是贾行家的声音，也是那个时代一群人的声音。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祁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