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教给我的重要精神，

便是不要满足于在狭小的圈子里，

世界很大，囚禁自己，

感受不到辽阔之美。

（一）

有一年在北京的图书馆里，无意中看到故乡辽宁大连瓦房店的老照片，有点惊奇。那是民国时期的建筑群，火车站旁的店铺还有集市里的车马鸡狗，人的神态，也与今人有点不同。推想那时候的生活，无处不散发出旧俗的气味，但从模糊的背景看，已经有点现代小城的模样，比起我早年长住的复州古城，摩登了许多。

我们那个县城原在复州城，民国后不久迁到近百里之外的瓦房店。那迁徙的理由，是因为铁路的贯通，交通便捷。据说当年铁路要穿过复州城，县衙一片反对声，以为坏了风水，无奈只好改路瓦房店，于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出了名。瓦房店原来是个驿站，只有一个大车店，系行人歇脚的地方。因为地理位置荒凉，且为山地，离复州河、复州平原远，很长时间只是个寻常之所。但它的好处是北连盖州，南接金州，起伏的山峦间，风景颇佳。铁路从山的缝隙间蜿蜒而过，近距离串联了南北，也就成了辽南新的枢纽。

（二）

复州城的老人，是一向看不起瓦房店的，因为它历史短，几乎看不到古风，觉得是个暴发户。但年轻一代不是这样，他们喜欢去看那里时髦的商店、剧院、公园等，心目中乃一个开阔的大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有个师姐因有表演天赋，被县剧团录用，一时成为新闻。老师带着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同学欢送她时，有人羡慕道：终于逃离古城了。在孩子们眼里，能够到县里工作，每天能够听到火车声，吃得更好，穿得也洋一点，算是有了不错的前程。

县城外貌有一点洋气，但细看也不乏乡土的样子，洋人的调子只在表面上，所以带有混杂的面容。清朝中后期，从山东闯关东的人，居住在河边与平原地段的多，山地则人烟稀少，落户的人屈指可数。瓦房店的百姓过年过节，要去复州城购货，那时候古城才是辽南的中心。多年后听岳父讲，他的叔爷有一年从瓦房店去古城买年货，恰遇暴雪，竟冻死在路上。民国以后，瓦房店慢慢发达起来，俄国人与日本人觊觎此地，殖民统治中也出现了各种工业与学校，火车站旁边的商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洋式医院、学校和商铺都有了，山丁先生在东北沦陷时期写的《绿色的谷》一书，描述过东北近代化的故事，讲的就是铁路的出现，带来地域的变化，我们的县城，也大抵如此。

外乡人多了，语言也就和辽南的一些地方不同，许多方言的念法比较奇怪，日常用品竟有不少外来语。工厂里的人说话，和街里的人略有一点不同，那是不同方言交汇的结果。我记事的时候，瓦房店轴承厂就有一万余人，是直接归属于中央管理的。凡有机器的地方，都有这里产的轴承，它的质量在国内遥遥领先。抗美援朝结束后，许多志愿军转业于此，五、六十年代又来了几批大学生，这座工业城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其中不乏广东人、上海人、沈阳人，各种方言偶能听到。与复州古城近乎凝固的空气比，县城是五湖四海的人汇聚的地方，旧的积习倒是稀薄的。

复州城的孩子们对远处的大工厂有着神秘的感觉，觉得那里含着趣味，以为县城才是现代化的象征。古城里有个姑娘，长得很漂亮，说媒的人也多，但都被拒绝。传来的话说，非县城里的人不嫁。还有一个语文老师，很有名气，忽然调到瓦房店轴承厂的子弟学校。那原因很简单，冬天有暖气，生活方便。但我的一位数学老师就告诉我，他因为在工厂呆得太久，走不完的车间路，闻够了的汽油味，于是决定读师范，逃离车间。他的这种情况，在那时算是罕见的。在新旧之间，谁不愿意寻求现代一点的生活呢？！

终于有了机会，去看看那个大的世界。中学毕业前夕，我与卫天路、丁湘江、崔明几位同学一起搭车去县城玩，算是离开中学前最后一次旅游。我们几位，都是随父母从县城或别的地方搬出来的，对于外面的世界多少知道一二。那天坐着敞篷汽车，一路向县城驶去。哈大道笔直地从复州城伸向远方，路过老虎屯，穿越阎店，过复州河。我们被辽南的夏天的青纱帐和起伏的原野所吸引，嘴里哼着快乐的小曲。待到驶进县城，我突然有点兴奋，曾呆过的幼儿园还在火车站旁，幼年的生命体验，隐隐约约地记得一点。百货大楼、饭店与旅店鳞次栉比，显得比一般的地方热闹。有几家俱乐部，贴着活动的海报，内容自然是与革命样板戏相关的演出，文艺气氛是复州古城远远不及的。

孙郁（摄于1982年10月）。

因为丁湘江的哥哥在瓦轴厂，便都想去看看。我们走到城西的厂子里后，旋即被震惊了。一望无际的厂区，排列着一个个车间，厂房内都是隆隆机器声，还有刺鼻子的油气味儿。厂房高而大，无数车床都在运转着。墙边整齐放着大大小小的轴承，亮亮的，很是好看。穿着工作服的工人，都忙忙碌碌着，气味裹在噪音里，听不见人的说话，金属的碰击声散出几丝玄幻之感。

我们在职工食堂吃了一点便饭，每人一个玉米面饼子，菠菜汤，油水不多，但已经很是开心了。于是有人便又建议去百货店看看。那是一座高高的楼，物品比古城里要多，可看的东西也是有的。我们都买了要去乡下插队用的毛巾、脸盆，还有鞋子。一切都准备齐当，好似信心满满的样子。我自己还趁机去了大岭下的县高中，看看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那时候的校园已经有点破败，旧房仍在，只是没有一个熟人。我知道，这里并不属于自己，县城对我来说，已经生疏久矣。

插队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青年点主要是复州城的同学，其次是大连来的，还有几位瓦房店的同学。其中一位同学被称为“小瓦房店”，因为个子不高，且话语不多，显得很持重。复州的人，羡慕市里和县里来的人，因为地方富裕，不像复州那么土，所以穿着习惯，都随大城市的风气。乡下的夜晚，常常没有电，众人便点着蜡烛神聊天下大事，偶也涉及市里和县里的生活方式。青年点有个刘兄，也是复州城人，他是开山的爆破手，常常要去县城取火药。由于涉及安全性，往往专门找车前往，这在那时是被人羡慕的工作。刘兄滑稽，说话有点夸张，有时候也故意炫耀一下自己到县城的经历。文兰桥有个长春路饺子馆，他说自己每次进城都要去吃一顿。按照那时候的经济情况，不是人人都敢进饺子馆，刘兄谈到去长春路时，得意得很，引得众人流下口水。不过大家都不相信他能够敢去那个地方。后来“小瓦房店”笑着对同学说，饺子馆近日暂停开张了。于是众人开始奚落刘兄，“饺子馆”的外号也就出来了。

我自己因喜欢舞文弄墨，不久就与县城有了深的交际。当时投稿给文化馆，便被招去开改稿会。从乡下到县城，要坐马车到复州，再转乘长途客车，票价一元多钱。颠簸一路到了文化馆，也不觉得累。那时候的县文化馆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三层小洋楼。馆里只有一个老师搞文学辅导工作，余者都是戏曲方面的专家。因为是一个群众文化单位，大门是敞开的，工人、知青、军人、教师都出没于此，而我对于县城的认识，也是起于这个地方的。

抗战胜利后，瓦房店一时成为战区，1948年，共产党办的白山艺校曾在此办过学，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这些毕业生后来有的去了沈阳和北京，有的留在当地。文化馆的老师有许多是老革命，张柯夫来自白山艺校，卢全利与牛镇江参加过抗美援朝工作，他们三人都写过剧本，有的在省里获过大奖；谭光辉是从部队转业过来的，是远近有名的摄影家。还有几位画家，也成就不俗，王大卫、宋明远是中学教师出身，毕业于复县师范学校。这些人除了自己从事创作外，还担负着文艺辅导工作。他们文字能力和舞台经验都有，身上有着多般武艺。多年间也带出不少青年骨干，在文化系统，都是很有点名气的人。

最初来到文化馆，便意识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与该环境有点距离，搞文学创造，在那里属于边缘的一种，不太被看重。但收获呢，还是很大的。我在馆里认识了一批戏曲方面的能人，经由一些作品，也了解了全县的生态。比如复州湾有个盐场，所产的盐供应东北三省，可以说是明星企业。有个盐工写了一个剧本，反映工人的生活现状。那时候盐工很苦，身上全是盐味儿，找对象十分困难，作品就有了曲折的人生之叹。我参与了修改的讨论会，感到作者的底子很厚，也感慨于盐工的不易。还有一次，是参加关于水库建设的二人转的本子的研讨，顺便对于全县的水系情况有了点认识。我们还到松树镇看了水库的情况，只见大水连天，像汪洋一般，煞是壮观。新中国初，这里是一个麻风病院，收留了许多病人，后来麻风病基本消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修水库时，医院便淹没到了底下。有个作者有感于时代变迁，在创作中写出了几代人的苦乐，读后颇为感动。如果不是那些创作者的劳作，我全不知道这些历史的。

业余作者中，有许多来自乡下，有的文字带着很好的艺术感觉。记得三堂公社有个文化站长，名字忘记了，是个写作的多面手，对于民间的烟火气，有画面感的描述。他为人老实，但作品却活泼得很，乡土社会的神思，偶可见到。还有一位名叫刘永峥的兄长，对于乡俗很有研究，善写拉场戏和二人转，对于舞台很有感觉。我自己对于地方戏曲有点排斥，不太注意其间的道理。认识了刘兄后，便发现戏曲是一门大的学问。他好像是邓屯公社的人，自幼泡在戏曲里，深味舞台的各种玄机。最有趣的是，挖掘出不少乡土资源，唱词与对白形象而动人。我们这些知青作者，文字有点不接地气，当我们热衷于图解一些概念的时候，他却沉浸下来，在土得掉渣的世界寻觅精神的另一种火。他好像受到赵树理的一点影响，对于乡下百姓的生活，有特别的感知，世态炎凉也把握得好。不过，他的作品，每每遭到批评，有领导看了他写讽刺生产队干部形式主义的小品，曾决定禁演，要不是文化馆馆长的坚持，小品也许就被毙掉了。刘永峥写故事是来自乡下经验，那情节的安排，受到了契诃夫小说的暗示，一波三折，很是好看。我那时候感到，土洋结合，中外贯通，才是创作的出路。在民间苦苦摸索的写作者，其实有书本里没有的另类智慧。刘永峥后来成了文化馆的干部，不久因剧本多次获奖，被调入省里成了专业编剧，那已是后话了。

（三）

我每次去县里，都住在县委招待所。招待所一带，还留着殖民地时期的遗绪。有几排日式的房子，过去是满铁医院。在招待所另一旁，是一座俄式的大楼，乃修建南满铁路时留下的。林荫小道边，排列着一幢幢风格各异的旧别墅，它们都睡在那里。走在那里，有一种历史的风在吹动的感觉，但内在的沧桑，还是知道得很少。县委招待所，比其它地方要热闹一点，人员往来也比较多。我在这里遇见了不少知青，他们大多是从大连下放到本县的，被抽调到县里写材料，或开什么会议。这些人在气质上与本地人不同，视野是开阔的，以致多年后，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还都记着。

有一次与某公社一个姓赵的报道员住在一起，他是老三届，大我十岁，妻儿都在大连，自己在乡下多年了。他的杂文功夫深，给省市报刊写了不少文章。赵兄没有大连口音，说的是普通话。聊天的时候，知道他博学。喜欢哲学，对于康德、黑格尔有些心得。文章呢，遵循的是鲁迅之路，一些句子也是暗仿《二心集》与《南腔北调集》的。他有点愤世嫉俗，激动的时候声音很高。晚上睡得很晚，话也多，我们不免是彻夜长谈。聊着聊着，说起大连的情况，知道他住在一个什么街道，我便问，是否认识我的姨父。他得知后，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说自己就是毁在我姨父手中的。我问之，他不答，随后不再和我说话。多年后，我问姨父，何以伤害此兄。才知道，此兄插队后，家里被街道一个男子盯上，赵兄过节回家，怒打了那人，姨父恰在这个街道负责治安工作，便以扰乱治安为由，将其关了多日，不久逐出大连，遂不得返城。知道此事后，我的心有点五味杂陈，不知道说些什么。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有才华的老兄，他的工作怎样，身在何处，更就无从知道了。

住招待所的日子，对我来说有点奢侈的感觉，伙食是乡下难比的，还能够看看电影，环境比较轻松。邮电局有个发报员何兄，经常到招待所看望朋友，渐渐地就熟悉了。他的父亲是县里的第一任书记，后来调到外地。何兄留恋辽南这方水土，没有随父母走。他喜欢写诗，阅读面也广，家里聚集了一批文学青年。而那时候几个从大连来的知青，常到他那里小聚，也因此，我的朋友圈变得大了起来。

那时候喜欢写诗的青年，崇仰的是贺敬之、郭小川，所以写作的时候，多少带一点类似的调子。不过私下里，众人还是欣赏雪莱、拜伦、普希金、艾青、穆旦，只是不太敢用那些翻译的调子泼墨为文。何兄家离招待所近，是一个独院，日式的房子很讲究。我在大连的时候，就见到不少军队家属，也住这样的房子。何兄并不因为地位与我们不同，而有丝毫的傲气，谈起话来，是平和的。他对于流行的写作，已经有所警惕。我们平时在乡下，十分闭塞，倒是他这样的人，触摸到了时局的某些神经。

在县城的日子，认识的诗人还有几位，大连知青巩兄给我的印象最深。忘记怎样认识他了，好似是也在何兄那里见过几面，后来我去大连读书，还多次去过他的家。他那时是大连地区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其作品《早》发在《辽宁日报》上，一时引起轰动。时逢农业学大寨的时代，乡土与革命成为一体的存在，但不是人人会融化那种文体与生命体验，他却是有些游刃有余的。巩兄的诗歌带有民谣体的样子，歌颂的是农民披星戴月劳作的精神。读其文字，和他的气质很像，没有我们这些人的书生气。他那时候在乡下担任行政工作，可以说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文字与乡俗诗歌关系很近，但无八股之气。和他聊天，觉得是懂得诗文之道，又谙熟世俗，但后者在其作品中不易找到。几年后他考入辽宁师大，主编了《新叶》杂志，提倡朦胧诗，并刊发了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那才是他的审美的本色。而在辽南插队的时候，许多思想都是被掩埋在草地与野径里的。

2016年4月孙郁（右）与王蒙在青岛。

每一位朋友都是一本书，现在想一想，有的都可以写到记忆的段落里。从此知道，要到外面的世界，寻找更多的高人。我其实很长时间并不了解城里人的日常生活，倒是对于一些飘渺的东西有点兴趣。有朋友讽刺我不食人间烟火，那也不错。在县城的遇合，最大的收获是，开始思考着过去从未思考的东西，通过那些朋友的言谈，知道自己更需要的精神在哪里。瓦房店真的像一个驿站，传递的是远边一些神异的声音。

那是个什么样的声音呢？我说不清楚。只是每次走在县城的路上，有一种带声的画面晃动在眼前，犹如工厂上空飘动的蒸汽。雪莱在《赞精神的美》一诗中所说的“渺冥灵气的庄严的幻影”，就是这样吧。记得有一年我从这里的火车站转车北上，穿过长白山脉的时候，见草木苍翠，流水潺潺，内心有些激动。在拜访千山古庙的日子，在流连于沈阳北陵的大学时代，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神奇与广大。此后我走过了许多村落，看过了无数的城，也结识了诸多有趣又有智性的人，渐渐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故乡教给我的重要精神，便是不要满足于在狭小的圈子里，世界很大，囚禁自己，感受不到辽阔之美。遥想荀子当年警告世人的话：“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那是对的。

作者：孙郁

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出生，辽宁大连人。1988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现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教授。2002年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09—2018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著有《鲁迅忧思录》《往者难追》《思于他处》《孙郁散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