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3日，是著名作家柳青逝世46周年纪念日。在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他为历史留下厚重的文学记录。不论书写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巨著《创业史》，还是对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创作方法的身体力行，都是柳青为我们留下的不朽遗产。谨以此文，纪念柳青。

1943年元旦后的一天，柳青点燃一支边区的纸烟。此时，他纠结的心情，就像眼前大团大团化不开的浓雾。整风学习和支部工作的繁忙原本就使急迫的写作计划不断拖延，这时他又收到中央组织部调他到米脂县下乡的通知。

这次下乡的调动，是落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精神的结果。对于《讲话》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号召，柳青心悦诚服，而且认为自己一直以来也是按照《讲话》的要求做的。就在这次调动之前，他才刚参与过米脂县印斗区乡选工作，并且已完成一部关于农民减租保佃斗争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他带着渴望写作的心情回到延安。

把之前深入生活得来的素材尽快写成小说才是当务之急啊，可是，在一纸调令面前，柳青不得不面对写作计划被打乱的现实，怎么办？

“这一切就包含在工作之中”

作为一名党员，尽管怏怏不快，柳青还是拿着一封写着“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介绍信去米脂县报到了，并很快就被分配到一个乡政府担任文书工作。

乡上的确是缺个文书。在柳青蹲点的三乡，连乡长常银占也不识字，他把上头要的统计资料、数字、汇报材料等一切动笔的事情统统交给柳青。入乡第二天，柳青就变成了一个大忙人，拖着一根打狗的棍子在几个村子间奔波。

乡里的实际工作远不止“动笔的事情”，真正沉入到具体工作，柳青才发现事无巨细，而且也真不简单。小到给村民写介绍信、割路条、调解纠纷，甚至操心娃娃头上疮的治疗；大到发动减租减息斗争、组织长期变工队、主持派粮工作、办联合学校、引导农民试种棉花等。米脂三年，与其说柳青是个作家，不如说更是一个地道的基层干部。

初下乡时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让柳青有些应接不暇，工作局面打不开，也常令他一筹莫展。三四个月后，工作初见起色，柳青倍感兴奋。他兴奋，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实际工作让他逐渐认识到自己阅历的浅薄，过往的生活体验和积累，对写作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再回想起那个写减租保佃的长篇构思，是多么浮皮潦草的东西，庆幸没有把它写出来。如此一来，柳青这次下乡前的纠结和苦恼，也便烟消云散了。

后来总结这一时期的工作，柳青意识到深入生活的关键在于深入工作，不能像之前参加乡选工作那样只是为了搜集材料。搜集材料，还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农村具体工作的局外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单靠找人谈话、观察生活，是无法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情意相通的，更不能对乡村、农民真正熟悉和了解，这样即便能写出东西，也注定是浅薄、干瘪的，甚至可能是公式化和概念化的。

“想写作，想学习，想锻炼自己，这一切都必须把工作做好之后，而这一切也就包含在工作之中。”这一认识，对柳青的写作生涯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当然知道相比于艰苦的乡下，延安有更好的写作条件，但更好的写作条件，并不意味着对写作最有利。他现在把实际工作看得重于一切，写作必须要与实际工作融合在一起。柳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就是他这一思想转折的产物。

“认真地在群众里生活”

《种谷记》是在大连完成的。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柳青被调赴东北做日军撤出后的接收工作。离开三乡时，几个干部把他送出米脂城。一路上，柳青满嘴说的都是眼下的秋收生产和学校的扩建工作，还有就是几家军烈属的安排和照顾工作。

从陕北到东北，路途波折，直到1946年3月初的一个早晨，柳青才抵达派驻的工作地，以主编的名义管理刚刚接收过来的鲶川洋行纸店，改为大众书店。已经在革命工作中历练了十年的柳青，在这里展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仅用两个月就让书店走向正轨，归书店管理的印刷厂昼夜不停地翻印解放区的革命书籍。

这段时间里，柳青难忘米脂三年的工作经历。实际上，《种谷记》在三乡时就已经开始动笔，他决定在大连工作期间完成这本书。

如果说到米脂下乡初期，柳青苦恼于工作繁重，没有时间写作。那么在大连期间，工作不仅清闲，生活环境相比三乡，也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里，柳青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洋房，楼上楼下七八间屋，配有两部电话，房子里还安了一个四千度的电缸，冬天用来取暖。

在柳青的创作生涯中，没有再比写《种谷记》时更好的生活条件了。后来他回忆说：“这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生活享受最高的时期。”

舒适的生活谁都喜欢，可是，柳青并不贪恋，反而充满警惕。出乎人们意料，1947年5月，《种谷记》一写完，他便决定回陕北，积累新的生活素材。这是一种苦行般的生活选择，因为柳青深知：“生活享受是要毁灭干部的”。他说：“当一个人满足于自己的小屋时，他就不愿意再到群众中去过艰苦的生活，或去了也急于想回到小屋……我清楚地感觉到许多同志三年五年以至十年八年没有作品，主要并非才能低，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地在群众里生活。他们不是不想写出东西，而是极想写，只是没有解决了生活问题。我写了两本书就自满不再下去的话，我就完了。”

这就是柳青的个性，也是他的事业心。他认准了一件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早年在榆林中学念书时，曾因贪读文艺书籍，导致门门功课不及格，大哥一番电闪雷鸣的教诲，让他意识到自己目前的主业是什么，便开始发愤补习，开学后补考，竟得了第一名。后来学英文也是如此，点灯熬油，昼夜不休，刻苦到损伤了身体，导致咳血。现在柳青认准了深入生活这条写作道路，什么都阻挡不了他的步伐。刘可风在《柳青传》中对此有这样一个准确的比喻：“《种谷记》一完成，柳青就像在海浪中搏斗了许多个日日夜夜的货轮，终于到达目的地，卸完了船上的货物，他的头脑暂时空了。要继续写作，需要新的生活积累和新的素材。他是一艘不能在码头上久留，随时整装待发的轮船。”

1951年初，周而复在上海组织了一场《种谷记》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巴金、李健吾、唐弢、许杰、黄源、程造之、冯雪峰、魏金枝等名家。周而复和柳青原在延安共事，二人常一起谈论文学，颇为投契。组织这场座谈会，周而复的初衷是希望扩大《种谷记》在全国的影响，但令他没有料到的是，与会者却批评多于赞扬。这给柳青极大的打击，但是冷静下来后，他很感激这次座谈会。因为参会的评论家们可都是深谙文学之道的内行，他们的不少意见还真是说中了一些要害。柳青意识到，克服缺点是提高作品质量的唯一途经。

赞美有时可能扼杀一个作家，而兜头的冷水，也许会成就一个作家。没有在《种谷记》上遭遇滑铁卢，《创业史》或许未必能达到我们今天看到的高度。可以推想，1952年柳青回陕西落户时，是憋着一股劲儿的，他甚至有些急切地想离开当时正在供职的《中国青年报》。当然，不能说柳青再次下乡，是出于一己成败的考虑，还有更重要的一件即将开始的大事在吸引和鼓舞着他：中国农村即将展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经历了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状况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改变。况且，每个农民的经济状况不同，为了解决基础差的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也为了避免农村再次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走合作化道路是大势所趋。从农村发展的长远看，从工农互补的全国一盘棋角度考虑，合作化道路也提供出一幅极为可期的社会主义美好图景。

柳青对时代精神高度敏感，他意识到这是当下最值得书写的题材，因为它将呈现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可是，几千年来，农民已经过惯了一家一户的日子，穷了一家去乞讨，富了就自家享用，合作意识非常淡薄。再伟大的社会愿景，也必须从细枝末节的工作做起。1952年9月，柳青住进距西安二十五里的长安县县委大院，挂职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在对本县基本情况做充分地熟悉。

不曾想，柳青作为柳书记的一个为期十四年的人生阶段，就此开启。

作家应在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

米脂三年，让柳青认识到，深入工作才是深入生活的真正法门，只有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才能真正认识农村，熟悉农民。这对写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在1951年秋冬出访苏联期间，尤其访问雅斯纳雅·波良纳时，柳青所钟爱的托尔斯泰的生活方式给了他新的启发，那就是作家应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

来到长安县，了解了本县的基本情况后，柳青迫不及待地进入村里，到农民中。半年来，王莽村是他去得最多的村庄。这个村“七一初级合作社”是全县建立的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在这里，柳青并不是一个来访者，而是实打实地作为柳书记展开具体工作。他召开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并且与当地干部和群众一起制定了一个三年工作计划。

对于志在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的柳青而言，已经走在合作化前列的王莽村并非最合适的落户地。这时，正处于互助组阶段的皇甫村走入他的视野，而正是这里，成为后来《创业史》的“典型环境”。这个村刚刚入党的王家斌，就是《创业史》中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出现的梁生宝的原型。

“春组织，夏一半，秋零落，冬不见。”这四句话，说的就是在互助组的组织上，多数村子面临的相似困境。想靠互助组解决生产困难的农户很多，春荒时节便能纷纷组织起来，可一到农忙和秋收，大家又各自顾各自，不但失去了互助的凝聚力，还常常因为人心不齐而产生各种矛盾。皇甫村的王家斌所在的互助组却是一个例外，他领导的互助组近一年了，不但没散，还取得了丰产！

经过调研，柳青得知，王家斌所领导的互助组的六户人家之所以能组织起来，归根到底是因为都太穷。对于走投无路的庄稼人，互助组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之路，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结合方式。另外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加入互助组，他们持观望态度，更不要说还有少数人对互助组持敌视态度，这些人往往经济基础较好，认为加入互助组会妨碍自己创立家业，对社会主义的远景也信心不足。这让柳青意识到，除了处理日常的各种事务，思想教育也是农村工作中极为关键的问题。因此，组织开会、个别谈话、树立典型等，就成了柳青每日忙碌的重点。

引导农民参与改革，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很多干部容易犯讲大道理的毛病。柳青深知要深入农民，就要先做个农民。来皇甫村前，他就脱掉了四个兜的干部服，换上一身对襟袄，把分头换成光头，不吸纸烟吸旱烟，看起来就和普通的关中农民无异。讲合作化的好处时，他会在场院、在草棚屋里讲，而且用农民愿意听的方式讲。吃过晚饭，村民们围坐在炕上，男人噙着烟袋锅，女人纳鞋底，地上的鞋东一只西一只。试想，农民累了一天，要是听大道理很快就盹得东倒西歪。可柳青幽默风趣，善于用农民的话讲农民的例子，有时候农民乐得前仰后合，有人还因此不小心打碎过一个米缸，这又引起一阵笑声。

王家斌后来这样回忆柳青的工作方式：“他对普通农民从来不发脾气，也不说重话，要求脱产干部和俺也要这样。他经常提醒我们做农民工作，说明问题时不要面面俱到，一次就讲一两个问题，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实例，把道理说深说透，让人们真正理解党的政策，这也是他讲话的特点。”

“一头挑着生活，一头挑着技巧”

常到各户，柳青对每一个村民的思想、性格和语言特点，摸得很透彻。在地里干活时，人们也议论：“柳书记把咱这些人的脾气、心性摸得真清楚，咱这有事，谁可能有啥表现，说个啥话，他说得都差不离。”在皇甫村作为柳书记的柳青，是一个要时刻准备解决问题的人，从一个草棚屋出来，又进了另一个草棚屋。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农村中不同的人的思想方式、行为特点、语言风格，已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实际工作不断向前推动的同时，柳青也积累起丰富的创作素材。

生活中，他也和当地农民一样上街赶集，提上筐，里面装着酱油瓶子，夹在人群中，和他们有说有笑。

赶集是观察农村生活的重要窗口，因此柳青几乎逢集必赶。在集市上，他是最忙碌的一个。跟着别人一起挤着排队，好容易排到门市前，却什么都不买，又挤出来重新排。他根本没打算买货，眼睛和耳朵却时刻保持紧张，关心排队的人们都在聊什么。有时，他还假扮粮客，把手放在牙家的凉帽下同他议价。

偶尔，柳青还会在集市外下棋。同别人一样，他也是戴着草帽，屁股下垫块石头。下棋的人中什么人都有，于是就有乡干部找区委书记孟维刚反映：“柳书记常教我们要划清阶级界限，他却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大街上下棋。”他们不知道，柳青这哪里是在下棋呀。

不了解柳青的人，觉得这真是个怪老汉。可柳青心里满意极了，集市上的很多见闻和体验，对他的生活积累非常重要，其中很多都被搬到了《创业史》的场景中。实际上，不管是作为工作中那个严肃又有亲和力的柳书记，还是作为生活中那个朴素而偶显怪异的农村老汉，柳青毕竟是个作家，他始终没忘记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1954年春，柳青的小说终于要开始动笔了。《创业史》的写作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一个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多卷本大部头，如此宏大的创作野心，任是谁都难说不会望而生畏。柳青不是一个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反复研磨、过滤出来的”。写《种谷记》时，他曾说：“写文章比养娃娃还难。”

在《创业史》的创作和修改过程中，他知道优秀的文学作品什么样，但真正做出来却难如登天。写出的一稿、二稿，柳青都不满意，这让他非常痛苦。冥思苦想，一方面他认为是对生活的熟悉还是不够，还要深入了解人物。另外，从生活到作品，需要用文学技巧表达出来。所以他说写小说“真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生活，一头挑着技巧”。技巧不到位，总让他觉着作品不动人。他反复思考，认为自己习惯性“用作者的感觉代替人物的感觉”。

1958年，柳青开始了第三稿的写作。这时，他像演员演戏一样“入戏”，进入不同的角色，让思维方式、语言特点和行动都变成人物本身的，而不是作者在叙述。

这种写作方式，如他做柳书记做工作、做农村老汉去生活时的方法是一样的，那就是成为农民。

在漫长的写作岁月中，很多人对柳青产生过质疑：“住在一个村子里，长期不出来，能干出啥名堂？”“体验生活也有个限度吧，还能长期住着不出来？”

“既然我决心要走文学创作这条路，那就豁出命来搞，否则，还真不如到文化单位做点实际工作。”为完成《创业史》的写作计划，柳青真是拼了命，创作的苦恼常常折磨着他。有时写作遇到不熟悉的内容，比如写“题叙”时，他便常常奔波在熟悉本地历史的老人间。有时，老人正说在兴头，柳青转身就走，思路茅塞顿开让他恨不得立刻飞回书桌前奋笔疾书。这弄得老人莫名其妙，小声嘀咕：“这人有神经病呢。”

柳青沉浸在创作状态时，对当地农民来说，是个完全没法理解的“怪”老汉。而创作的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身体反映着柳青写作时的焦灼，左腿内侧长出了疮，几个月后鸡蛋大，后背又出来一个痈，脓血不断。光“题叙”一章，竟写了八个月。修改过程，有的章节用新的手法写一遍，有的章节则反复重写。

1959年4月，《创业史》第一部终于写成了！先在《延河》连载，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稿费一万六千多元，柳青分文没留，全部捐给本地做建设。这本书的好评不断很快吸引了大批记者来访，柳青不愿为此分心，定出一个“三不”政策——不接受采访、不拍照、不介绍经验。因为他知道，写作是他的使命，“宣传对我的工作没有益处”。

他要保持写作的状态，就要始终在人民中扎根，这也是柳青对自己的要求：“一生都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

柳青简介

柳青（1916年7月2日—1978年6月13日），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当代著名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中篇小说《狠透铁》，短篇小说集《地雷》。早年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1943年，到陕西省米脂县三乡任乡政府文书。抗战胜利后，到大连大众书店做主编。解放战争后期，又辗转回陕北深入生活。解放初期，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1952年8月，任陕西省长安县委副书记，扎根皇甫村深入生活十四年，完成《创业史》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业史》于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作者：石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巩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