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体制革命的关键就是改变企业主导能源规划的现状，应由城市主导。”

专访中，“收碳税”是许江风提到频次最高的词汇。许是中海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综合规划资深工程师。

五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战略，能源体制革命被摆在重要位置。

“中国能源体制革命的关键就是改变企业主导能源规划的现状，应由城市主导。”许江风说。

他认为，城市是高收入人群密集区，是使用能源的主要载体，对追求绿水青山也最为强烈，且拥有较强支付能力。

在他看来，城市主导能源燃烧总量，从而实现中国能源体制革命。规划匹配城市整体发展，可实现多能互补互调，更能提高能效，减少化石能源。

“革命往往会有一些颠覆性的变化，我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高度依赖煤炭，确立中国可再生能源主体地位是能源体制革命的核心。”

他进一步解释称，电力、燃气、热力、动力燃料是城市能源构成的主体，代表全体市民利益和意志的城市政府对治理雾霾，打赢蓝天保卫战负有不可推卸的第一责任，责与权统一，才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要解决依赖煤炭的问题就要收碳税。碳税级别要让各地方政府自己定，取消任何对新能源的补贴制度，收的碳税补贴低收入家庭，这是可持续的，只靠补贴财政是负担不起的，当煤炭投资成本高于可再生能源时，可再生能源就发展起来了，资本都是逐利的。”他说。

以下是采访实录：

JM：实现能源体制革命，你认为在顶层设计上需采取哪些措施？

许江风：长期以来，中国的能源规划是煤炭巨头、油气巨头、电力巨头强加给每个城市，这些城市虽也参与能源巨头编制的单项能源规划，但是当地政府既没有主导，也没有城市能源规划。

城市燃气管网公司和热力管网公司基本上是在城市就地注册、就地纳税，城市对其拥有较强的影响力，而城市配电网则完全属于央企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各城市政府对其影响力较小，而电网是消纳各种可再生电力的关键。

首先，对城市配电网进行混改，吸收当地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及其他资本入股，就地注册，就地纳税，确保城市配电网全方位融入当地城市经济与能源发展。

其次，发展建筑式节能，建造被动式建筑，门窗严格密封、墙体做隔热，再配上新风系统，冬天冻不透，夏天晒不透，保持恒温，这样就不需要燃烧太多化石能源，不燃烧就会减少污染。

为什么欧洲的空气质量和环境这么好？欧洲就是建筑式节能，减少化石能源燃烧总量，天然气作为化石能源再干净，它燃烧就要消耗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就会污染。

做好区域规划，最关键的就是每个城市要主导节能规划。城市是用能主体，城市用能强度高。农村和乡镇没多少人，偏远农村发展分布式建筑节能完全可以满足农村用电。

中国如果做好建筑节能与低碳绿色能源发展，既可以治理好中国的雾霾，又能大力促进经济发展。

目前，中国有6000多个煤电厂，中国不应该再建煤电厂。其他国家都在减煤，韩国有58个煤电厂，到2050年将全部去掉。

欧洲能做到，韩国能做到，中国一定也能做到，煤电厂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一定要收碳税。

收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税，但不要每个城市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因为调整产业结构是需要时间，如果碳税不收，没办法平衡煤炭、石油和可再生能源，只靠补贴财政是负担不起的。

资本是逐利的，石油、煤炭公司不赚钱，可再生能源的机会就来了，但前提是把可再生能源先发展起来，满足需求，才能减煤、减油、减气。

因为煤炭和石油的体系已经形成，不收碳税是不能平衡的，可以把部分碳税补贴给低收入家庭。

JM：你认为该如何做好城市能源规划？

许江风：首先，确立可再生能源的主体地位，然后做好建筑式节能，让城市自己主导能源规划，当地政府把治理雾霾责任承担起来，不仅可以解决环保问题，还解决本地就业、税收问题，增加GDP，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另外，每个城市熟悉自己的需求，引领什么样的项目自己知道，现在只有城市规划，没有城市能源规划，中央应该放权，把权力和责任交给城市政府。

北京的第一污染源是燃油，下一个该搬离北京的应是燕山石化，它要消耗很多好水、好空气，污染市民的肺。

最好的方式是不燃烧，建筑式节能、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光伏、风电、都不燃烧。

最该烧的是垃圾，垃圾可以发电，比如说瑞典和挪威现在都在抢垃圾。垃圾先做分类，不能再利用的就要烧掉。

JM：城市能源规划中，你认为可再生能源中哪些新能源未来适合在城市发展？

许江风：光伏应该是人类未来的第一能源，北京市内不可能安装风机，水电不能随地建，煤电污染环境，光伏和建筑可以一体化。